葛剑雄:统一与分裂

四月 29th, 2014 by admin

在世界历史上,中国是朝代数量最多、更替最频的国家。中国的封建社会最漫长。因其漫长,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称之为“具有特殊的超稳定性”。但这种“超稳定性”,又恰恰伴之以内部的混乱和动乱,相互推翻的事从来相继不断。一方面是“稳定”而一方面是“频乱”,时时出现“你死我活”式的恶性变革,这实在是一件值得深思的事。

只要是以家族朋党制为基本特征的封建属性不除,任什么“新”政权都会由腐朽到灭亡,若不推翻封建制或扫除封建传统,悲剧就永远重演。每一个朝代的“王”,或曰“皇帝”,一开始“创基”时大都有一点本领或业绩。到了末代的“王”或“皇帝”,就成了这样那样的可怜虫。他们到死,也不会有所感悟,找不出颇具理性的原因。这就需要后人即今人替他们做一点应有的思考。

除古代中国外,全球其他地区的王朝覆灭后往往意味着人种、文化、宗教的更替,古罗马、印度、拜占庭等都是如此。但中国的王朝却仅仅意味着座天下者的不同,其它一切照旧。这使中国文明获得了使西方史家十分称奇的连续性。使中国文明连续不断的原因是很多的,有制度、文字、宗教等方面的因素。但我认为最根本的一条则是汉人很早就在东亚大陆上确立了人口、文化方面的绝对优势。没有这些优势,中国像西罗马帝国这样早早彻底覆灭不是不可以想象。

中国文明的的另一特点是具体王朝的年限较短。少的只有数十年,如秦、隋等;多也不超过三百年,如汉、唐、宋、明等。这与东罗马立国近千年(罗马共和国是古罗马在前509年到前27年之间的政体,其正式名称是“元老院与罗马人民”。罗马帝国一般被分为前期帝国(前27年~192年)和后期帝国(193年~476年)两个阶段),西罗马(拜占庭帝国395年—1453年)享国近千年相比实在显得太短(395年狄奥多西去世,他把帝国一分为二,东部分给长子阿卡狄乌斯,西部分给幼子霍诺里乌斯)。可见,中国文明总体连续性的另一面是频率较高的周期性振荡。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会带来生灵涂炭,社会文化、经济则随之遭到严重破坏,有时甚至于因此遭到外族的奴役。在没有过于强大的敌国外患的古代,这种周期性的变乱还不至于有亡族、亡文化之祸,但在号称“新战国”的今天,再发生这样的变乱,则其后果是难以想象的。

中国最大的问题主要还是地理问题。中国处在文明世界的边缘地带,与其他文明缺乏交流。没有交流,谈何进步?而且中国北方的蛮族问题,一直到清朝中后期才算是终于彻底解决。他们占据的地区不适合文明发展。他们可以向南方进攻一千次,只要一次得手,就是天崩地裂的大灾难。这一点和拜占庭很相像:拜占庭有着西方最训练有素的职业化军队,占据着欧洲最富庶的地区,最后在蛮族不胜其扰的侵袭之下,曼齐刻尔特一战失利,全局崩溃,最终寂寞地灭亡了。

汤因比说,历史上的大一统国家,现在只剩两个,一个是俄国,一个是中国。这两个具有根深蒂固专制传统的帝国,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大体系来说,对英美式的帝国主义来说,一直是两个异类,两个变数。

世界上,是不是只有中国人大一统的思想根深蒂固?

历史上,中国总是在不断的分裂统一中循环,每一个有为的郡主,都把统一中国作为己任。这种统一不仅仅是形式上,更是深入到军队、经济、行政、文化!

看到其他国家的联邦制,更像是秦汉以前的那种诸侯制。这在中国近代是不可思议的,当年毛和蒋在45年鬼子投降以后,都不准备划江而治(当年美苏都曾努力调节过)。而且到了今天,似乎中国对台湾回归的期待一直就没有丝毫松懈过。

所以,是不是中国人的大一统思想已经深入骨髓,不管经过什么样的混乱,统一永远是方向?

自秦灭六国以后,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思想深入民心,所以历史上但凡满足于偏安割据的势力都迅速灭亡,只有具备大一统理想的朝代才能够使生产力迅速发展。

欧美人一样是大一统思想,否则美国何必发动南北战争,加拿大早就分成法语国和英语国了。还有英国,死拉着北爱尔兰、苏格兰不放,德国也是,死乞白赖也要统一东西德。

只不过古代欧洲封建领主统治下比较尊重城邦自治和个人权利,武力统一缺乏群众基础难以实行,罗马帝国崩溃后多少枭雄梦想统一欧洲,从神圣罗马到拿破仑、希特勒,都不成功。现在的欧盟也是朝统一走。今天的欧美文化进一步把个人自由的思想上升到普世价值的高度,彻底断绝了在欧美大陆实行武力大一统的可能性。

中国传统的大一统思想,其实是为皇帝一个人的虚荣心而建立的大一统,后果当然是民不聊生,内斗不止,受害的永远是老百姓。西方尊重个体差异,他们不会像中国这样牺牲老百姓的根本利益去追求统一,即便像前苏联这样的集权国家竟然也能在国内划分几个加盟共和国,这在中国不可思议。

但是中国人表面大讲一统,实际上一有机会就占山为王、称霸一方。所以中国人最喜欢的历史就是三国演义那一段,虽然天下大乱,但大家都有称王的机会。大家都很称赞鼓吹三分天下分裂国家的诸葛亮,同时对寻求统一的曹操同志表示深深的鄙视。所谓的大一统思想,本质上是一有机会就诸侯割据,然后梦想消灭别人一统天下。这就是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美国1861年制定的《反联邦脱离法》和另一部反分裂法案维护了美国的领土完整。美国人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他们的祖先曾经用生命维护美国统一,他们没有任何理由去破坏中国的统一大业。

林肯上台前,7个州脱离联邦

19世纪中叶,美国南方各州实行的是种植园主控制的黑人奴隶制,北方各州实行的是工商业资本主义制度,两种制度的对抗愈演愈烈。在南部,分裂倾向最严重的是南卡罗来纳州。该州议员约翰·卡尔洪声称,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发生意见分歧时,州可以自行决定废止或接受联邦法律。1832年11月,南卡罗来纳州宣布美国国会通过的《关税法》对其无效,若联邦政府诉诸武力,南卡罗来纳将脱离联邦。1860年,力主维护美国统一、反对分裂的林肯在先期选举中得到众多选票,当选总统的可能性大增,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些顽固分子开始讨论脱离联邦的问题。11月6日,林肯在总统选举中获胜。12月22日,南卡罗来纳州立法会议召开代表大会,169名代表在45分钟内没有经过任何讨论,就通过了南卡罗来纳州脱离联邦的法令。代表大会在4天后又通过了一份《告各奴隶州书》,号召它们组成新的联盟。从1860年年底到1861年2月初,南卡罗来纳、佛罗里达、佐治亚、亚拉巴马、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和得克萨斯7个州先后宣布脱离联邦政府。

《反联邦脱离法》呼吁美国人为统一牺牲一切

面对国家即将分裂的现实,整个美国都行动起来。在南方,肯塔基工人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分裂,他们高喊”我们的幸福和未来的安全希望完全寄托在联邦身上”等口号。南方各州的工人很快群起响应,支持肯塔基州工人的立场。即使在宣布脱离联邦政府的7个州里,大多数人也是反对分裂的。连”脱离派”头目奥尔德里奇也表示,他不相信普通人民会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是当一个伟大的运动发生时,谁能期待普通人民呢?我们必须发动并且强迫他们跟着走。”有一个名叫德蒙·拉芬的奴隶主曾这样写道:”据推测,除南卡罗来纳州外,每个州的人民都不希望联邦解体—如果全民投票表决的话,脱离联邦是不会得到赞成的。”

面对分裂浪潮,北方各州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它们以纽约州为代表,整合各州意见,提出了反对国家分裂的举措。1861年1月11日,纽约州议会通过《反联邦脱离法》,并很快获得美国总统批准。这部法律这样写道:

“纽约州法院深知统一的可贵,坚决维护国家统一不受损害……统一赋予了美国人民繁荣和幸福,为了捍卫这种统一……我们准备牺牲我们的财产、生命以及我们神圣的荣誉。”

“马里兰州、弗吉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肯塔基州、密苏里州和田纳西州拥护统一的市民和代表们,他们以无比的勇气和爱国心抵制国家卷入分裂的旋涡中,他们应该得到整个美利坚民族的感谢和钦佩。”

继《反联邦脱离法》之后,1861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一项法案,同意南方各州保留奴隶制,但底线是它们决不能从事分裂国家的行动。

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谢尔曼将军对南方分裂势力实施“三光政策“,他对他的军团发表的演说词,尤为震撼人心:

国家不容忍分裂,主权不容忍分割。面对异端分裂分子,当和平手段实施无效时,国家惟一行之有效的手段与方法就是诉诸武力。这要求我们必须动用军团血洗亚特兰大!

如果人们觉得我残酷和残忍的话,我就会告诉他们,战争就是战争,它的目的并不是要博得人们的好感!战争就是地狱!如果他们想停止这一切,想要和平的话,他们就应该放下武器停止分裂!

从千年历史谈中华帝国为何败给西方文明
在海洋文明到来之前,两种制度、两个民族族互相间的纠缠与争斗成为了中国古代史的一条主线。那是狼文化与羊文明之间的一组悠长且带着血腥气的交响。有趣的是,中原人掌握了更多的话语与著史权,因而,在后来的书卷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草原文明的野蛮与疯狂,与此相反,我们读到更多的是汉民族文明的懦弱、宽容与同化力。

自汉民族发明文字后,即开始了对来自北边部落人种,语言上的歧视。很阿q,也很无奈。

商朝那会儿,没有纸,我们的祖先们就用利器在乌龟壳背上,狠狠地给了那些每到冬季都挥师南抢的草原人一个名称–鬼方。到了殷纣年间叫对方的名字就更难听了,先是混夷,后来干脆就是獯鬻了,与称呼其他低等动物没有什么区别,之中的愤怒与歧视,一目了然。

周朝姬家拿下江山之后,在文字上做了调整,早期叫北方游牧民族为猃狁,到了孔子能够认字的时候,刻在木板之上那些敏于行纳于言的人类,开始被缩减为一些有名无姓的字,先是叫人家为戎、后来叫狄,最后叫胡了。

到了大汉,刘姓家族执政时,从高祖刘邦开始,马上打不过人家,就在文字上歧视对方,明明当面天天要看人家单于大人的脸过日子,背后却令史官们把人家唤做匈奴,好象真的这么一叫,你就是主,人家就是奴了,可事实却是,有高度文明的主人常常被那些只会用军刀与马鞭说话的奴隶们整治得不是今天凑钱进贡就是明天嫁女和亲,最后竟成了一种制度,极是丢脸。

几千年来,真让汉人长吐一口窝囊之气的还是卫青、霍去病那对兄弟,终于没有像祖先那样,长年缩在长城后边,随时丢下百姓实行战略上的转移或撤退,汉人的军队历史性地冲出了阴山,兵锋卷至草原深处。

到了汉献帝年间,曹操他老人家,南边带着张辽、于禁和刘备、孙权周旋,北边领着乐进、徐晃和北边那帮子草原人作战,除了有愧于蔡家的才女文姬之外,还是很让读史的汉人内心畅快的。毕竟,进贡求和的不再是常年用镰刀的汉民,而是那些终年挥舞着马刀的牧民了。只此一点,老曹,孟德就应在汉史上被记上光彩的一笔。

之后的历史就很不堪了,除了长江以南的汉人算是维持了一点体面之外,匈奴的后人们干脆在把南边的汉人赶得东逃西窜,七零八落,汉政不再。

汉人再次扬眉之际,已是大唐年间了。李世民与毛泽东最大的区别在于,李氏兄弟不但能马上打下一片江山来,下了马,坐在勤政殿里统治着万民,亦是令前后安居左右乐业,一派升平之景。与当年的秦王相比,搞经济方面,后来的主席老人家水平确实低了许多。人类第一次的国际化浪潮应该确认于唐朝的贞观年间。那时,东方的长安,满大街都是到中国讨食的老外,当时的汉语绝对是今天的英语。来自北京的游牧民族,在那时的汉字上,得到的称呼并没有好多少,从匈奴变为了鲜卑了,虽是性别有异,但对方的家庭地位依然不是奴,就是卑,终究还是歧视。

再后来,是突厥、女真,直至一个震撼整个人类历史的部落横空出世,蒙古的朝代开始了。

从汉语的深层文意上理解,蒙古两字拆开来,很是歧视。先说“蒙”字,有三解,一为昏迷,暂时失去知觉;二为欺骗或哄骗;三为无知与浅薄。“古”字就更不必说了,明摆着就是原始、落后,与现代不入。

总之,细想起来,当年给草原文明起名的汉人,居心不良是可以理解的。后来蒙古人平了南宋取下江山后,有高人指点,国号为元,中央政府所在地被改为大都。元朝,从汉语的原意上,实有天下自此开朝之意。

那以后,直至今天,汉语里对北方草原人的称谓,均无挪变。要找出其中的变化的话,就是蒋介石手下的宋子文与斯大林身边的莫洛托夫把原先的那个蒙古悄悄地一分为二了。由自然辩证法上看,很哲学,但从民族大义上讲,有点残酷。今天的内蒙呼、包、颚的文明圈已是汉人一统的天下了。

当年那些横扫欧亚的血性,到底躲到什么地方去了?寻来找去后,终于探到了当中的奥秘,一代英豪铁木真的精神早已不在,到了他不争气的子孙顺帝之后,整个草原被一种奇怪的东西给弱化了,这个东西就叫藏传佛教。

当游客在草原深处的武当召转上一圈,当他们手中的镜头捕捉到喇嘛及上层行政官员们进修的学院课程表时,马上就会意识到,用军刀和骏马组成的铁骑,将被佛教里的禁杀与禁欲悄然地淹没。随着草原上的血性,退化为一片文明的教义,蒙古人震憾世界的故事就此结束了……

汉语的河流为什么有“江”“河”的区别

一般情况下,在我国境内,通常把注入内海或者湖泊的河流叫河。例如:黄河,注入渤海叫河;辽河,注入渤海叫河;塔里木河,注入罗布泊,也叫河,等等。而通常把注入外海或大洋的河流叫江。例如:长江注入黄海,叫江;珠江,注入南海叫江,等等。我们也可看一下其它的河流:黑龙江,珠江,乌苏里江,怒江,萨尔温江,钱塘江,雅鲁藏布江……

当然,中国大陆的河流名称有这个特点,而习惯上,把我国岛屿上的河流,无论其注入哪里,都叫河或溪,例如:万泉河,浊水溪,大甲溪等。

而对于外国的河流,无论其长短,是注入内海、湖泊,还是外海、大洋,一般情况下都叫河。例如:尼罗河,亚马逊河,密西西比河,勒拿河,叶尼塞河,鄂毕河,圣劳仑斯河,拉普拉塔河,……即便注入大洋,但仍叫河。在外国的河流,叫江的极少。即使有,也与我国有关,例如:黑龙江,图们江,乌苏里江,怒江……而外国的河流,唯有朝鲜半岛的河流叫江,其原因是在很长时间内,它是中国的藩国,向中国纳贡,与中国关系密切。

究其原因,源自于中国古代的一种观念:世界的中心是中国,中国为正统,面积最大且最富有,而其它诸国均为番邦、蛮夷,微不足道,这就导致人们认为他们的河流也短,只能流入小的湖泊或内海。当然,这只代表古代中国对世界的看法,不代表当今中国人的观点。

古代“江”的最初本义是指:长江,如同“河”是指黄河。后来才演变为河流的通称。变成通称之后,北方只用”河”,北方的”什么什么江”一定是很晚才有的(汉语)名字。所以北方的河有大有小。南方用”江”兼用”河”,所以南方的大河流叫”江”,小河流叫”河”。

对于南方而言,”河”是外来词。这说明中国南方的吴越楚文化受了北方中原的夏文化的极大影响。据历史比较语言学家的研究,”江”字跟南亚语有关,可能是南亚语的底层,意思是,古代中国南方人是说南亚语的(国内的佤语,国外的柬埔寨语就属于南亚语),后来被说汉语的人同化了,但是保留了原来语言的一些成分,就叫底层。这个观点许多人接受了。在古代“河”指的只是黄河,“江”指的只是长江,其他的就叫“水”,像汉水、渭水、洛水等等。后来由于黄河水含泥沙多呈黄色就叫“黄河”,而长江因为是我国最长的河流就叫“长江”,江和河就成了河流的统称。

字典对江的解释是大河,不过从分布上看中部的河流好像都叫河,像淮河、渭河、海河等等,而叫江的最要分布在长江以南和东北,像钱塘江、珠江、松花江、黑龙江等等,当然也不绝对。江……较大的河,如长江、黑龙江、松花江等。河……通指一般的水道,其定义为“在重力作用下,经常或间歇地沿着线形伸展的凹地流动的天然水体”。通常可分为河源、上游、中游、下游和河口五个部分。我国仅次于长江的黄河,流域面积为75万平方公里,年平均流量为482亿立方米。可见“河”并非专指小江,或小的河流。湖……陆地表面比较宽阔的洼地积水而成的水体。按成因可分为构造湖、火口湖、堰塞湖、冰川湖、岩溶湖、泻湖、牛轭湖、风蚀湖和人工湖等。按含盐量的多少,可分为淡水湖、咸水湖盐湖等。按湖和河的关系又可分为内陆湖和外流湖。如太湖、鄱阳湖、兴凯湖和青海湖等。

江:一般是中国南方对水道的称呼。如长江、珠江、湘江等。河:一般是华北地区对水道的称呼。如黄河、渭河、淮河。但东北又称其为江。如松花江、嫩江等。地理书上说,世界上有四条大河,依次是:亚马逊河,密西西比河,长江,尼罗河。世界上最大的河都不叫江。查辞典。“河,天然的水道”,“江,大河”。这是现代汉语词典对江与河作的诠释。但我想这只是语言学家依着习惯作的解释罢了,语言学最讲究尊重约定俗成。江的水流随季节变化较小,河的水流随季节变化较大。

现代江河的区别可从两个角度来看:
地域上的区别(南“江”,北“河”)
比如中国南方的河流多称为“江”,例如:长江、珠江、钱塘江、岷江、怒江、金沙江、澜沧江、雅鲁藏布江、漓江、丽江、九龙江等等。可见南方人一般习惯把河流称之为“江”。
北方的河流人们多称为“河”,例如:黄河、淮河、渭河、经河、洛河、汾河、青河、辽河、饮马河、沁河、柴达木河、塔里木河等等。可见北方人习惯把河流称之为“河”。
人们对江河名称上的划分区域和传统南北划分略有不同,西藏、四川、重庆、湖北、江西、浙江(含)以南多称“江”,以北多称“河”。这是南方北方对河流命名习惯上的区别。
规模上的区别(大“江”,小“河”)
虽然有地域的大致划分,但凡事没有绝对。人们在对河流命名时也会根据河流的大小规模来区别称之为“江”或“河”。

我们看看例外:北方的嫩江、鸭绿江、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南方有象浏阳河之类的河),这些河流在北方被称为“江”,而这些“江”的共同之处在于长度、流量、流域,规模上是较大的,所以除了地域对河流命名的习惯外,人们通常会把一些小的河流称为“河”,而对于大一点的“河”人们习惯上称之为“江”。

古代“中国”究竟有多大?

山西是“中国”一词的发源地。《五帝纪》称帝舜继位后“之(到)中国”,《史记·集解》云:“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帝舜所到的中国,即尧都平阳(即今天山西的临汾市)一带。后世“中国”一词即源于此。

审视中国版图,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除去少数朝代外,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朝代的都城皆围绕着山西从古到今呈逆时针方向由西南向东北慢慢滑动——从西安到洛阳到开封再到北京。

这是一种地理上的必然还是一种历史上的巧合,似乎没有人能给出答案。但如果仔细观察中国首都由古到今滑动的路线图,你就会发现一个惊人的巧合,这条线路其实也正是黄河经过山西的线路——黄河从黄土高原破土而下,在山西自西南向东北流进大海。而中国首都从古到今正是沿着这条线路由山西的西南向东北前行。在中国历史上,黄河在很多时候被誉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因而保卫黄河也就成为全体中华儿女神圣的使命,而临近黄河的山西也就在很多时候成为保卫黄河的主战场。

“中国”被正式当作我们国家的名称是从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才开始的。在这以前,“中国”的概念是不确定的。一般来说是不断扩大,从仅指中原地区扩大到泛指整个国家。即使在清朝后期,“中国”有时是大清国的代名词,包括清朝的全部疆域,有时却只指“内地十八省”,而不包括东北、内外蒙古、西藏、新疆。因此,要确切地描述中国古代的疆域范围,只能说当时这个朝代实际统治的范围有多大,例如秦朝有多大,唐朝有多大,清朝有多大。如果要说当时的“中国”有多大,就得说明这个“中国”是什么概念,它包括当时哪些政权。例如,8世纪的中国有多大?如果只指唐朝的疆域,那就不能包括青藏高原,因为那是由吐蕃统治的,而吐蕃是独立于唐朝的政权,至少不属唐朝管辖,要不唐太宗就不必将宗室女儿嫁给它的君主,唐朝也不必与吐蕃立碑结盟了。如果因为青藏高原以后归入中原王朝的版图,就将它提前到唐朝,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当然,如果要从今天中国的领土往前追溯,在今天的中国范围内8世纪时的政治形势,有哪些政权存在,当然应该提到吐蕃,还有南诏、渤海等实际独立于唐朝的政权。

其次,不用说历代之间,就是一个存在时间稍长的朝代,它的疆域也是在变化的,特别是那些曾经较大规模开疆拓土的王朝,往往前后会有大幅度的变化。如西汉,初期的西界还没有到达河西走廊,但后期已扩大到巴尔喀什湖,末年又退至玉门关。初年的南界只抵南岭,连今两广都在南越控制下,但中期后扩展到今越南南部。又如唐太宗时灭东突厥后,唐朝的疆域向北扩展到贝加尔湖一带。但到后突厥复国,唐朝的北界又退回到阴山一线。再如清朝,雍正时的疆域还不包括今新疆,到18世纪中叶的乾隆年间才平定天山南北麓,扩展到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但到1860年后,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和今新疆西北的一百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先后被俄国侵占,上世纪20年代后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外蒙古实际已经丧失。

再者,还必须区分,哪些地方是一个朝代的正式行政区,哪些地方是藩属国,哪些地方只是“声威所及”。例如,西汉后期匈奴的单于(首领)曾向汉朝投降,但汉宣帝并没有将匈奴并入汉朝,而是资助单于返回匈奴,并规定双方以长城为界,互不侵犯。所以汉朝的北界始终没有越过阴山,匈奴也不属于汉朝的疆域。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多次西征,蒙古骑兵横扫亚欧。但到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建立元朝时,他的其他子孙已分别建国,以后被称为四大汗国。这些汗国与元朝是各自独立的政权,只是它们的君主出于同一个祖先。元朝的疆域始终没有包括全部新疆,南疆一直属于另一个汗国,更不用说中亚、西亚和欧洲部分。又如越南的大部分曾经是从西汉至唐朝的正式行政区,从10世纪开始已经独立建国,以后只是宋、元、明、清的藩属。当然它没有完全独立,所以法国要将越南变为殖民地前,还得迫使清朝放弃宗主国的地位,承认越南独立。但不能将10世纪后的越南看成“中国”的一部分。朝鲜、琉球、缅甸等也有类似情况。至于日本、东南亚其他各国,从来没有正式成为中原王朝的藩属国,中国史书中所记的“称臣纳贡”实际是打着“朝贡”旗号的国际贸易,或者是临时的访问。史书上的“称臣纳贡”大多如此,还有些只是天朝大国因循守旧或自娱自乐的片面记录,直到清朝前期,还将俄罗斯、法兰西、葡萄牙、红毛(明时称荷兰人为“红毛番”,清中叶以来也称英国人“红毛番”)等国称为朝贡,难道我们相信这些国家是清朝的藩属吗?

如今突然半路杀出个程咬金——韩国的爱国愤青们。他们说大韩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他们的祖先多次打败中国的皇朝,中国的大半土地(长江以北)都是属於他们的;不仅如此,中华民族的文化也是他们创造的,汉字是他们创造的,《易经》是他们祖先写的,中医是他们发明的,儒家文化是他们创立的,等等。

韩国人说,他们是殷商先民。周武王打败商纣王后,他们逃亡到朝鲜半岛居住,他们实际上是殷商的后裔。而商朝,它确是一个文化辉煌灿烂时期。中国的典章制度,汉字的前身甲骨文、诗歌、儒学的理论基础,都可以在殷商时代找到历史足迹。孔夫子也说过,周朝的社会制度是因袭商朝的典礼制度;《尚书》也有说过“周虽旧邦,日日维新”1的话,这就是说,周朝的社会制度,很多都是沿袭商朝的东西。既然韩国人是殷商遗民,那在殷商时期创造的文化成就,就归属於他们了。韩国人是多么会阉割历史,假如整个商朝是他们的,那中华民族还有站立的基础吗?如他们说儒家文化是韩国人创立的。他们的理由是:儒家的理论基础,最重要的一篇经典着作《洪范》(九大理论范畴,都是儒家的理论根据),是棊子写的。而棊子是殷商的遗民,当年周武王打败商纣王后,把棊子从商纣王的监狱释放出来,并派他到如今的朝鲜半岛去做一个诸侯王管理那里的人民。韩国的历史学家就把棊子当作是他们祖先的一个智者,既然儒学的理论基础是《洪范》,那么作《洪范》的作者是韩国人,从而也就可以说,儒家文化是他们创立的。诸如此类的史实,他们屡试不爽。韩国的愤青是多么的精明与狡诈,他们把历史割断来为其大韩民族主义服务。最近韩国又抛出他们是清朝的满族人,大谈满清如何征服中国人。

我中华民族从黄帝始,有尧、舜,经夏,进入商,再到周,所谓的“三皇五帝”,一脉相承。你们韩国人虽然说是殷商遗民,但只是殷商的一部分人。当时周武王打败商纣王后,只有一部分人逃到朝鲜半岛,还有大部分的居民留在原住国。如此说来,韩国人只是中华民族分裂出去的一支,从当时周武王派棊子去治理朝鲜也可说明这个情况。朝鲜半岛只不过是周王朝的一个诸侯国而已。就如现在居住在广东、江西、福建、台湾的客家人,据说祖先是中原人(河南一带的人),如果现在有一个广东的客家人站出来说,你河南人不是中原文化的代表,客家人才是真正的中原文化代表,那不是笑话么?人家中原人世世代代都住在那里,你分出去的一支就可以做代表,人家正宗的反而不能做代表?你韩国只不过是分裂出去的一支,自立为一个民族,在我们中华民族这个历史圈内来说,你们是中华民族的一支。更有甚者,棊子虽然是《洪范》的作者,但《洪范》所有的内容,早在尧舜时代就实行了。《尚书。舜典》中早就记载,这个“洪范”理论是皋陶提出来的。棊子也承认,说这个“洪范”是上帝锡禹,恩赐给禹治理天下的。这就说明,在舜时代,已有“洪范”的理论锥形;到禹时代,已完成其整套理论。而夏禹时代到汤武革命,已是上千年的历史。你说这个儒家的理论基础,是谁创立的呢?那当然归舜帝莫属。孔子也说过,周《尚书。周书》说,“周虽旧邦”,但其“日日维新”这说明,周王朝虽然是因袭殷商的制度,但其也在创新、革新制度。在周公、成王统治时期,中国的封建社会进入到一个辉煌灿烂的鼎盛时期。而当时的朝鲜半岛诸侯国,也是受到这个文化的洗礼。韩国人以历史来争正宗,争主臬,他是说不过去的。只要中国人坚守黄帝以来的夏、商、周是中国的朝代,那韩国就是诸侯的一支。只有天朝是主臬,是正宗。

可是,说来历史是源远流长的,在这历史的长河中,它会演变出多个民族或是民族合流。以历史来作话语权,只会让人落得话柄:你朝鲜虽然有过佔领中国领土的史实,但中国王朝也有过统治朝鲜的史实。如依韩国人诠释历史的手法,蒙古人也可说中国是他们的了,成吉思汗建立的元朝,曾统治中国,并建都北京,是个名副其实的中国统治者;越南人也可说广西大部分土地都是他们的,因为他们也有过统治中国西南的历史;中国人也可说越南、缅甸、蒙古、朝鲜等国是属於中国的,因为中国的王朝曾经统治过这些领土;甚至还有人说日本人就是中国人,他们是秦始皇统治时期,徐福带领三百对男女出海逃到日本诸岛居住的后代。历史能给我们一个国家的定位吗?今天中国大陆民众与日本争钓鱼岛我看了就想笑。说钓鱼岛历史上如何如何是属於中国的领土,历史能给当今的国家定位吗?其实,以前的琉球群岛是属於中国的,那个琉球王的姓都是中国人的姓,是从福建移民过去的。假如清朝一直强大,没有割让琉球给日本,那钓鱼岛还有争议吗?它自然就是属於中国的了。恰恰它坏就坏在历史上,琉球现在是属於日本的,他就出来争这个国际法定位模糊的钓鱼岛了。中国大陆很喜欢用历史来证明中国的领土所属,其实这与韩国人的手法是一样的。历史只能说明曾经有过,并没有说你可以永远拥有。最近中国与越南、菲律宾等国争南海主权,中国那些下三流的学者,又在用历史来说话,说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还说在宋朝时中国人就发现南海诸岛了。宋朝能代表现在的中国吗?你有本事就多占领几个岛屿给中国人看看,靠那个历史有鸟用?阿q说他赵家先前如何风光有什么用?俄罗斯占领先前属于中国的140万平方公里领土,你去争看看?越南人不服气,是你把南海的领海权划到人家家门口了,况且越南人精明,人家早早就占领了大部分岛屿,并派人在那里居住。你与人家争主权,在国际法上早就输人一着。用历史来证明领土权的归属,等于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没用!假如说历史可以起作用,那蒙古人说北京是他们的,因为蒙古人曾建都北京。你中国人如何应对呢?中国人记念爱国诗人屈原也可变为荒诞的了,因为屈原只是当时楚国的一位诗人。他爱的只是楚国,并不是中国。弄不好,还有分裂祖国之嫌。

用历史不能证明一个国家的定位,但用文化既能证明一个民族的存在。孟子说:“舜生於诸冯,迁於负夏,卒於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2(《孟子》台湾智扬出版社,207页)如依孟子的说法,舜帝和文王,根本不是中国人。舜是东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俩人都是少数民族出身。但为什么他们是中国历史上的圣者呢?因为他们“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就是说,你在历史上统治过中国这块领土还不算数,你还要有文化的行为来“若合符节”才能算是民族之人。李白出生在今天俄国的一个地方,我们不能说李白是俄国诗人,而是中国诗人,就是因为他的诗是用中国的文字写的,他的文化教养是中国的。同样道理,康德出生在当今的俄国境内的圣彼得堡,我们称康德为德国哲学家,而不称他为俄国哲学家,就是因为他所使用的语言、文化教养都来自德意志民族的;他的哲学着作也是德文写的。这个约定俗成的东西就是文化的归属。有网络文章说,韩国有人考证孔子也是韩国人,固结论儒学是韩国人创立的。这不是闹笑话么?韩国人的吃亏,亏就亏在他们不是使用汉字,即不用中国文字。你考证孔子的祖宗十八代是你们韩国人也没有用,孔子的文化是中国的。

我们明了这个道理后,就知道,国家在历史上是经常变迁的;民族是带上文化的烙印的。拿历史来说国家事,只不过是骗取国民爱国热情的伎俩;鼓动民族主义,没有文化做根基,也只不过是党天下而已。你爱国,你敢说越南是中国的吗?你敢说朝鲜是中国的吗?这些国家不都受过中国朝代的统治吗?你敢想一想为什么会有一个内蒙古、外蒙古?原来蒙古不就是中国的吗?

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

引言

在世界历史上,中国并不是最古老的国家;翻开世界史,我们可以发现,埃及人在公元前四千多年就有了完备的历法,这时中国正是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时期,我们的河姆渡人根据季节的变化开始种植水稻。当我们黄河流域的先民开始制造彩陶的时候,苏美尔人在公元前3500年有了楔形文字的雏形,埃及人在此时有了最初的图形文字,并在公元前3200年左右开始了第一王朝,腓尼基人在公元前3200年形成了城邦,第一乌尔王朝于公元前三知年在幼发拉底河入海处出现,基什王于公元前2870年裁定两河流域两邦间的疆界争执并树界石,埃及的第三王朝(公元前2780--2680年)开始建造金字塔。而中国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一般认为存在于公元前2550年前后。我们平时所说的“五千年的文明史”,也是指从黄帝时代以来这一历史时期的一个约数,并不是正好有五千年。但是在今天的世界地图上,早已找不到苏美尔人、腓尼基人、基什人的国家,也不会发现第一乌尔王朝的的踪影。埃及作为国家的名字虽然还存在,但早已不是当年的主人了。从公元前1680年开始,西克索人、利比亚人、库施人、亚述人、马其顿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先后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原来的埃及人早已消失在众多的外来人中,就连从公元前3000年起就长期使用的埃及语也早成了消亡的语言。其他文明古国,如巴比伦、印度、罗马等无不如此。而中国至迟在商代(商代以前的夏代的传说是否确实,学术界沿无一致意见,姑且不论)已经建立了国家,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起一个疆域辽阔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从此,尽管也出现过内乱、分裂、民族战争和改朝换代,但是以汉族(华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政权实体不仅始终存在,而且统一的疆域范围越来越广,最终凝聚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并在18世纪中叶形成了中国的极盛疆域。原苏联的领土是2240万平方公里,为中国领土的两倍多,但是如果拿这个国家疆域变化的历史与中国相比,那就与现实的数字完全不同了。10世纪后半期,也就是相当于中国的北宋初年,东斯拉夫人中的一支基辅罗斯兴起,扩大的领土,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国家。但到12世纪中叶,罗斯就分裂为许多小公国,1223年又被蒙古军队占有,成为金账汗国的一部分,汗国通过俄罗斯王公进行统治,建立俄罗斯帝国。16世纪后半期,俄罗斯的疆域扩大到伏尔加河地区;1667年,吞并东乌我兰和基辅的事实得到了波兰的承认;1775年取得黑海北岸地区,1783年夺取克里米亚。17世纪俄国扩张到亚洲,18世纪进入了远东和中亚,19世纪从中国攫取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至于原苏联的领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最终形成。领土面积略超过中国的加拿大和仅次于中国的美国,它们的历史都只有二百多年,而它们的领土定形的时间就更短了。因此,在今天世界上领土最大的几个国家中,中国是唯一拥有历史悠久的稳定疆域的国家。回顾历史,中国还有很多以同一性和延续性闻名于世界的纪录:汉族的前身华夏族,至迟在春秋时期(前722--前481年)已经成为中国的主干民族,秦汉以后汉族作为中国的主干民族一直持续到今天。即使在其他民族成为统治者时,这种状况也没有改变。世袭的君主制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夏朝,商朝(约公元前17世纪--前11世纪)的制度更已得到考古发现的证实。自从秦始皇确定皇帝的称号直到清朝的末代皇帝,沿用了二千一百年。以地球绕太阳一周为一年、以月球绕地球一周为一月的夏历(农历),虽然不时修订,但一直使用了几千年,至今仍在民间使用。自汉武帝开始以帝王年号为纪年的方法,比公元纪年早一百多年,一年不缺地排到宣统三年(1911年)。

仓颉造字的传说虽不一定可靠,已经发现的甲骨文却证实了汉字至少已有了三千多年的历史。早在春秋时期,汉字已经成为中原政权和华夏民族的共同文字。秦以后,随着中原王朝疆域的扩展,汉字的作用越来越广。汉字的基本体系从未发生变化,在楷书出现以后,字形也基本未再改变。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更多,足以说明我们拥有一项举世无比的遗产--统一,历史悠久的统一:统一的国家、统一的文字、统一的纪年、统一的...,甚至统一的思想。这是现代中国人赖以安身立命并且不得不接受的遗产。如果我们再深入地观察一下历史,还可以发现,在我们祖先的眼中,这样的统一并不限于他们的国家、他们的民族,而是应该包容整个世界;之所以没有做到,并不是不可能,而是没有必要,因为在统一范围之外的已经不是文明社会。这种观念统治着我们这个国家和我们的人民长达二千余年,至今还存在于一些人的心灵深处,引起一些人的追忆,令一些人陶醉。但是这样的统一观在另一些人的思想中早已发生动摇,尤其是在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了大清帝国的大门以后;有人又进一步对我们这项遗产价值提出了疑问。到了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面对日新月异又风云莫测的世界,有些人又感到这是祖宗留给我们的包袱,认为可以痛痛快快地扔掉。这历史悠久的统一,究竟是我们宝贵的遗产,还是我们必须卸去的包袱?都是,还是都不是?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做的恐怕应该是对历史的回顾--站在今天中华民族的共同立场上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分裂和分治,全面认识它们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以及对今天的影响。作为20世纪的中国人,我们无意寻求昔日的天下,无论如何这已经是历史;我们再认识一下昔日的天下的目的--让自己知道什么应继承,什么该抛弃。

统一与分裂

第一章昔日的天下观

引言:当地圆学说在晚清传播时,舆情大哗。不少饱学宿儒发出共同的责难:“要是地球真是圆的,生活在另一面的人难道都是倒立的吗?”虽然把“中国”确定为我们整个国家的名称是到19世纪后期才出现的事情,但中国统一的概念却已经存在了三千多年。甚至在中原的统一国家形成之前,政治家和学者已经纷纷推出了各自的统一蓝图。虽然当时还没有一个君主真正能够统治这片广袤的土地,但“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颂歌却在西周时就已经普遍流传,并且被视为真理而接受。不过,这首颂歌的作者(或许不止一个)大概不会想到,这种统一观居然统治了中国二千多年,并且到今天还没有消除它的潜在影响。

一九州的传说和现实

在中国会面家的经典著作《尚书》中有一篇《禹贡》,一开始就写道:“禹铺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意思是说,在洪水横流以后,大禹一面规划治水,一面根据名山大川的分布重新划定区域。接着列出的九个单位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这就是九州。在另一篇《舜典》中,又提到在尧、舜时,“肇十有二州”。“肇”是开始的意思。对这句话,西汉的学者谷永和东汉初的学者班固解释为:在尧的时候遭到洪水,全国被大水分割为十二部分。但东汉末年的马融的说法是:舜在大禹治水之后,从禹所划分的九州中又分出幽州、并州、和营州三个单位,因而总共有了十二个州。

从未实行过的九州制

由于这些记载都出于儒家经典,又得到后世众多学者的肯定,所以从西汉以来就成为不可动摇的定论,几乎没有人表示怀疑。人们一般都认为,从大禹治水开始就有了九州这样的政区,以后又演变为十二州。直到现在,一些在叙述一个地方行政区域的历史时,往往还要从九州讲起,似乎这是历史事实。由于全国就分为九州,所以九州又一直被当作全国、“天下”的代名词。如南宋诗人陆游《示儿》诗中的名句“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就是取这样的用意;晚清诗人龚自珍“九州生气恃风雷”一句也是如此。五四运动以后,学者们向儒家经典提出了挑战。经过反复的争论和研究,历史学界已经把这传统的九州说推翻了。原来,《禹贡》中的记载并不是历史事实,九州也不是中国最早的行政区划。

《禹贡》虽然托名为大禹所作,其实却是战国后期人的作品。具体的证据很多,最主要的理由是《禹贡》中所记的不少地理状况都是战国时的现象,有的地名和水名甚至要到战国后期才出现,如果真是大禹所作,他岂能未卜先知?而且在《尚书》各篇中,《禹贡》的语言照理应比出现在它以后的《盘庚》(记录商朝中期的君主盘庚迁都事)等篇难懂,事实恰恰相反;这也只能说明《禹贡》问世的时间较晚。《禹贡》所讲的内容不符合历史事实,至多只有传说的价值。到目前为止的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成果,还只能证实商朝的历史。近年来在河南等地发现的一些文化址,一些学者认为就是属于夏朝。如果这一观点得到进一步的证明和普遍的承认,那末夏朝的主要统治区应该在今河南一带,与文献记载传说中的夏都不超出今山西南部、山东西部和河南的范围是一致的。而《禹贡》所叙述的九州的范围,北至燕山山脉和渤海湾,南至南岭一带,西至陇东高原;至于具体涉及的理内容更广;当然不可能是夏朝的事实。现有的研究成果足以证明,不仅传说中的大禹时代还不可能有什么行政区划,就是商朝和更后的西周时代也还没有出现行政区划。既然《禹贡》是战国后期的产物,那么九州制是不是当时的制度呢?也不是。大家知道,到战国后期,周天子的权力早已荡然无存,而秦始皇还没有统一六国,七个主要的诸侯国各自为政,又有谁有这样的权威能制定并且实行包括各国的疆域在内的行政区划呢?可见,九州制只是当时学者对未来统一国家的一种规划,反映了他们一种政治理想。

秦始皇在全国推行了郡县制,却没有在郡以上设立州。到了公元前二世末,也就是在《禹贡》问世的一二百年以后的西汉元封五年(前106年),汉武帝将全国除首都附近的七个郡级单位以外政区分属于十三部,即豫州、兖州、青州、徐州、冀州、幽州、并州、凉州、益州、荆州、扬州、交趾、朔方;每部设刺史一人,负责巡察境内的地方官和豪强地主;称为十三刺史部,简称十三部或十三州。但那时的州还是一种监察区,而且这十一个以州命名的单位中没有《禹贡》九州中的梁州和雍州,增加了凉州、益州、并州和幽州。在公元1世纪后的东汉,州才成为最高一级的行政区域。朔方并入了并州,加上管辖首都一带的司隶校尉部,总数仍为十三。由于交趾改称交州,以州命名的单位就有了十二个,也不是九个。东汉末年曹操曾想按九州来重划政区,却没有成功;从此再也没有人作过这样的尝试。从这一角度来讲,九州从来没有成为中国的现实。

胎死腹中的五服制

在《禹贡》中还记载了一种“五服”制: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根据这样一种国家模式,在王居住的京城往外,第一等是甸服(以农业为主的直接统治区),第二等是侯服(诸侯统治区),第三等是绥服(必须加以绥抚的地区),第四等是要服(边远地区),第五等是荒服(蛮荒地区)。

如果说,九州制因为是以名山大川为主要界限,所以还能使人相信为实际行政区域的话,五服制这样四四方方二千五百里的划分就难以自圆其说了。连宋代的儒家学者蔡沈在给《尚书》作注释时也不得不指出:“尧的都城在冀州,冀州的北界在今河北北部和内蒙古南部,恐怕不会有二千五百里。即使算到这么远,也都是沙漠不毛之地了。而东南最富庶的地区反而被列入要服和荒服(离冀州一千五百至二千五百里),根据地势来考察,简直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是五服制中有一点却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在生产力低下、运输相当困难的情况下,王(天子)对臣民的贡品的征收不得不随距离的远近而改变。例如在天子直属区“五百里甸服”的范围内就规定了五种不同的纳贡标准:一百里内割下来的作物连穗带秆起交,二百里内只交谷穗,三百里内交谷子,四百里内交粗米,五百里内交精米。实际实行的制度虽不可能如此刻板,但运输能力显然是必须考虑的因素。

九州制是对未来的设想,五服制却是对过去的理想化。因为在西周和以前虽然采用类似的分等级统治体制,却并没有把每一等级固定为五百里,实际上也不存在这样的可能。所以五服制虽见于《禹贡》,却从来没有哪一个君主或政治家有意实行过,只能胎死腹中。

大九州说

正因为九州制仅仅是一种理想,所以在《禹贡》问世以后,还出现了另外几种九州的方案,如《周礼》(也是托名周朝制度的著作)中的《职方》、《尔雅》中的《释地》和《吕氏春秋》中的《有始览》都提出了自己的九州规划,各州名称与《禹贡》不尽相同,划分的范围也有所差异。战国时齐国学者邹衍又提出了他的大九州学说,大意是这样的(今译):儒家所谓的中国,不过只有天下的八十一分之一。中国的名称叫赤县神州,内部有九个州,就是大禹划定的,但这还不能算是真正的州。在中国之外像赤县神州这样的单位共有九个,这才是九州。在九州的周围有大海包围,人类和动物都无法来往。这样的九州合起来又是一个州,像这样的单位也有九个,在它们的周围有更大的海洋包围着,这就到了天地的边缘。这种学说与其说是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还不如说是出于臆想和推理。比起那种中国就等于天下,除了中国(实际上只是中原)之外就没有文明社会的观点来,大九州学说高明地承认了还存在着不止一个同样发达的人类社会。但恰恰在这一点上又作了实际上的自我否定:由于各州之间都由无边无际的大海阻隔,人民禽兽是无法来往的。所以这种存在只具有理论和思辨上的意义,而不是对中国有影响的现实。

中原和华夏

无论是九州的设想,还是大九州的学说,出现在战国后期都不是偶然的。《禹贡》所描述的地理范围已经相当广大,涉及今天中国内地的绝大部分。要具备这样丰富的地理知识,活动范围只限于黄河中下游的夏人、商人和西周人是办不到的。而在战国后期,秦、楚、齐、燕、韩、赵、魏这七个主要诸侯国的疆域已经达到了这样的范围,在互相的交流中,各国的学者就可能掌握这些地理知识。《禹贡》中还记录了各地的农业生产条件,如土壤的类型、土地的等级、水文状况等;应纳贡赋的等级和物产等;都是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准的反映。例如梁州的贡物中有铁和镂,镂就是钢。如果没有冶金技术的进步,学者的想像力再丰富,也不可能把这种品种载入著作中。在七国的竞争中,尽管鹿死谁手还没有最终明朗,但统一已是大势所趋。秦国变得越国越强大,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中明显处于主导地位。一些有远见的知识分子纷纷投向秦国,并为秦国战胜其他六国,完成统一事业出谋划策,也为统一后的未来规划蓝图。多数研究者认为《禹贡》是秦国学者的作品,就考虑到这个因素。

在经过战争、吞并和融合之后,华夏族已经成为黄河流域乃至东亚大陆人数最多、经济文化最发达、实力最强的民族,占据了当时地理条件最优越的地区。而非华夏民族则被迫迁出了黄河流域,或者逐步融入了华夏族,或者接受了华夏文化并以华夏的一支自居。在蒙古高原、青藏高原、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和大陆附近的茫茫海洋上,还不存在在总体上能与之匹敌的其他民族和政权,而对此范围之外的情况,虽然人们不至于一无所知(例如穿越河西走廊至中亚的陆上交通线和通向东南亚的海上交通线可能已经存在),但肯定相当有限。然而随着境外玉石、珠宝、香料等珍奇异物的流入和亲历者见闻的传播,以中原为中心的观念不能不有所动摇。根据九州的理论,中原是文明的中心,九州是文明的范围,但这些珍异并不产在九州,而是来自“非我族类”的夷狄之邦;莫非那里存在着比中原更高的文明?国君、贵族和上层人士享用着来自境外的珍奇,却从不承认会有文明程度超过自己的社会,于是西方的昆仑山、西王母、瑶池和东方的海上神山一类神话便合适地弥补了这一漏洞--原来在中国之外在确存在着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神灵世界。但这丝毫不会动摇中国的中心地位,因为西王母尽管伟大,昆仑山尽管崇高,蓬莱尽管奇妙,却都属于神仙的体系,而除了神仙之外,境外就只是一片早期愚昧落后的混沌世界。

可以认为:在战国时期形成的统一观,是以华夏族(汉族的前身)为主干、以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区为中心的,是一种封闭的观念。

二一厢情愿的“天下”

经过秦朝的短期统一和随后的几次战乱,空前规模的西汉帝国终于巩固下来了。到公元初,帝国的疆域西起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东至朝鲜半岛北部,北起阴山、辽河,南至今越南中部,并在其中约上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止设置了一百零三个郡、国(一级政区)和千五百多个县、道、邑侯国(二级政区),直接统治着六千万人口这一范围比《禹贡》九州要大得多。

九州观念的延续

汉人的足迹,根据明确的记载,已经达到了中亚、西亚,直至地中泫之滨以及日本、东南亚、南亚,贸易交往的范围就更大了。大一统的南图早已成为现实,而且“九州”之外的存在也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来自西域的葡萄、苜蓿、杂技、音乐,不像珠玉玩好那样只是皇家的珍秘,异国的使者和商人在长安已不时可见。按照汉朝的兵役制度推测,绝大多数郡国都有人参加征代匈奴、大宛的战争和在边境的屯戍,也就是说各地都有人亲身经历“九州”之外的境地。出使异域归来的使臣的详细报告和管辖西域各国的都护府的文书档案,使学者和史官能够留下确切的记载。《史记》、《汉书》中有关西域的史料,即使用今天的眼光看也还是比较翔实可靠的。

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削弱原来那种以中原为中心、华夏(汉族)为主干的统一观,反而还有所加强。因为通过这些活动,人们已经确信,在中国之外再也不存在比中国更强大、富饶、文明的国家了。其他国家的君主和人民如果不对中国称臣纳贡、接受赏赐,就只能自外于华夏声教,甘心为夷狄了。

东汉以后,西北以至中亚的民族大量内迁,东北民族也先后进入黄河流域,有的甚至成了中原的主人。但在占优势的华夏文化面前,这些军事上的征服者无不成了文化上的被征服者。这些民族的首领也成了受命于天的“炎黄子孙”,甚至这些民族本身也渐渐融合在华夏(汉族)之中了。

发达的文字和造纸、印刷技术使中原统治者对边疆地区和外国的一厢情愿的记载长期流传,而被记载的对象不是没有文字就是史料早已散佚无存,所以二十四史中某国于某年某月称臣受封,某国于某年某月进贡来朝,某国于某年某月接受赏赐这类记载,在不少人的眼中自然成了中华帝国声威所及的象征。这就毫不奇怪,为什么直到18世纪初,西方早已完成了地理大发现,欧洲列强已在海上称霸并将东方作为下一个目标是地,修《明史》的史官在评述利玛窦的《万国全图》时还认为“其说荒渺莫考”,只是由于“其国人充斥中土”,所以“其地固有之”;总算承认了欧洲的存在。这就是说,要是没有那么多西洋人出现在中国的话,即使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上画得再清楚,史官们也会视而不见的。这也就毫不奇怪,为什么直到19世纪后期,明明因敌不过洋人的坚船利炮,不得不签订屈辱的条约,以满足列强的贪欲,清朝的官方文件中却还要厚着脸皮写上:“大清国大皇帝恩准该夷...”;俨然一副作为世界主人的天朝皇帝派头。而精通儒家经典的大臣和学者很自然地想到了春秋时“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的形势,因而当务之急还是要明辨“夷”“夏”;但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至死
也不知道这么多的夷人是从哪里来的,究竟要干什么?一位关心时务、忧国忧民的大臣终于找到了对付夷人的绝妙办法,他上书皇帝,建议大清国的军队以长竹竿为武器;因为他经过仔细观察,发现夷人走路时腿脚是直的,显然没有关节,所以只要用长竹竿将他们拨倒在地就再也爬不起来,置之死地岂不易如反掌?

如果世上只有中文

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遣的使节马戛尔尼(georgemacartney)来华,经过一系列的谈判,双方终于就他觐见乾隆的礼仪达成协议,乾隆皇帝恩在热河避暑山庄万树园内召见。如果是乾隆“特颁敕谕”,让他传达给英国国王: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章,...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若云仰慕天朝,欲其观习教化,则天朝自有天朝礼法,与尔国各不相同;尔国所留之人,即能习学,尔国自有风俗制度,亦断不能效法中国。即学会,亦属无用。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无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

这篇奇文在今天看来固然荒唐,但在当时却是乾隆帝引为自豪的纪录:“英夷”不远万里来效忠,遣使纳贡;尽管不识大体提出不合常规的要求,但经过“严加驳斥”,便恭顺遵奉了。因此不仅由史官载入国史,还命边臣将这道敕谕抄录,以便遵照妥办。所幸乾隆早死了几十年,没有亲眼目睹以后英国国王用枪炮表示的“恭顺”和爱新觉罗子孙用国土和主权所作的一次次“赏赐”。要是世界上没有英文、法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等西方文字,或者发生了什么天灾将这些文字记录的史料全部毁灭了,必定会有一批史学家根据上面这道敕谕和《清实录》、《东华录》等大清官方记载,考订出18世纪末年英国向清朝“称臣纳贡”的事实,作为大清帝国的声威已经越过欧亚大陆和英吉利海峡的证据。并且还可以进一步推导出这样的结论:英国当时一定已内外交困,国势衰弱,所以不得不寻求清朝的庇护,才不远万里来归顺输诚。这固然是近于儿戏的假设,但如果历史上与中国的中原王朝发生过关系的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字记载,又都保存到了今天,恐怕二十四史中的一些四夷传、外国传以及本纪、列传中的某些篇章就得重写了,某些史学学引经据典得出的高论也难免不成为上面这样的笑话。

长城的价值

传统的天下观一方面把世界各国、各地都看作“王土”,但另一方面又把“天下”限制在中原王朝疆域的范围,甚至只限于中原王朝的中心地区。在这种矛盾认识的支配和影响下,对仅仅作为部分中原王朝北方边防的长城就作出了异乎寻常的高度评价。今天的中国人不知道长城的大概绝少,但真正了解长城的却并不多。山海关有座姜女庙,据说孟姜女寻夫到此,哭倒了秦始皇筑的长城。在北京北面的长城又有不少古迹同北宋的杨家将挂上了钩。而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的明长城往往被人糊里糊涂地加到秦始皇头上;无数游客会站在八达岭上赞叹这“二千年的奇迹”。其实这些都是民间世人、文人雅士和胡编课本的冬烘先生们开的玩笑。因为实际上秦长城在山海关以北二三百里,孟姜女在山海关不仅哭不倒长城,就连长城的影子都不会看到。北宋末年以前的军队最远只到达今天北京的南郊,像杨家将这样的正规军绝对不可能越过辽国的南京幽州城而活动在它的北面。山海关至嘉峪关间的长城筑于明朝,与秦始皇毫不相干。八达岭一段长城至多有五六百年的历史,也不会找到二千多年前的影子。近年来,长城的价值又有了最现代化的标准,因为据说它是一位美国太空人在太空中唯一能用肉眼见到的地球上的建筑物。最近又有消息说这一报道有误,事实并非如此。其实,即使被太空人看到了,也不见得就抬高了长城的身价。因为今天的先辈上已不是什么贯通万里的建筑了,很多地方已成断垣残壁,甚至已经杳无踪影。残留的长城中相当一部分只剩下黄土堆积,与周围的荒野并无明显区别。而地球上比长城的形象明显很多的建筑物并不少,何至于它们却没有进入这位太空人的眼帘?要真有这样的事,就只能归结于一系列偶然因素:如这一段长城上空正好未被去雾遮盖,光线正好适宜,太空人正好在观察,他事先又知道地球上有长城。只要缺少其中一项,恐怕就不会有这样的结果了。如果这位太空人看到的不是长城,而是其他国家的什么建筑,长城的价值是不是就会降低或被取消了呢?看来大可不必担心。长城就是长城,它的价值客观存在。毫无疑问,长城是我国乃至人类建筑史上的一项奇迹。我们的先民在极其贫乏的物质条件下,以最原始、最简单的工具完成了如此浩大的工程,显示了他们的智慧、力量和决心。但是要把长城说成是中华民族共同的象征,歌颂它在中国历史上超过如何大的作用,就违背了历史事实。

从战国时的秦国、赵国、燕国开始到明朝末年修筑的长城,历来就是中原农耕民族对付北方游牧民族的手段。且不说长城沿线埋下了多少尸骨,耗费了多少财产,就是以军事上的作用而言,长城又何尝达到了中原统治者当初的目的呢?实际上一旦中原王朝失去军事实力,长城就形同虚设。秦始皇死后匈奴就越过长城占了河套地区,明朝末年清兵出入长城如入无人之境,真正沿着长城作武力对峙的例子并不多见。

长城固然多少遏制了北方游牧民族对南方的入侵和破坏,但同时也限制了民族间的交流和融合,固定了农牧业的界线。所以历史上修筑长城次数最多、工程量最大、质量最高的明朝,正是对西北和北方最保守、最无作为的王朝。随着长城的最终完成,明朝的势力再也没有越出嘉峪关一步。相反,能够把农业和牧业民族同时统一起来的政权就不需要、也绝不会修筑长城。到了清朝,长城内外归于一统,残留的长城开始还作为地区间的关卡,以后就被完全废弃了。这是中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页。

秦朝人、汉朝人、明朝人的爱国主义自然只能以长城为界,因为长城外面就不是全心全意的国了,而是另一个政权或民族的疆域了。但唐朝人、清朝人的爱国主义就绝不会受到长城的限制,因为长城外边同样是他们的国。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在长城内外的各族人民早已融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岂能再用历史上部分中原王朝狭隘的民族立场来认识长城?岂能用它来象征中华民族?究竟是筑起长城、守住长城对中国历史贡献大,还是将长城南北统一起来对中国历史的贡献大,这是不言而喻的。但从汉朝以来把长城作为“天之所以限胡汉”(老天爷用来分隔胡人和汉人)的界线,把“天下”限于长城之内;流风余韵,是否还存在于某些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深处?这是值得我们考虑的。

炎黄子孙

据说炎帝和黄帝是我们共同的二位祖先,当然也是台湾、港澳以及世界上一切华人的共同祖先。近年来,“炎黄子孙”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范围越来越广,由文人学者扩大到社会各界并进入了政府要人的谈话和官方文件,大有取代“中华民族”或“中国人民”二词的势头。这不能不引起稍有历史常识的人的不安。到目前为止,夏文化遗址虽然已见到发掘的报道,但还有待专家的鉴定和认可。比夏代更早的黄帝炎帝时代更找不到任何物证。根据现有的历史知识分析,黄帝、炎帝只是当时众多部落首领中的两位,尽管他们是最强大的首领之一,但活动范围和影响力还是有限的。一般说来,不可能超过以后的夏和商。即使从文字记载看,我们也只能把他们看作传说人物。司马迁写《史记》时已经无法找到可靠的史料,只是采用了《春秋》、《国语》的成说。如果没有新的史料或物证发现,我们大概不可能比司马迁更高明吧!

根据《史记》的记载,我们这两位老祖宗原来是一对冤家。炎帝本是天子,但实力衰退,统治不了诸侯;而黄帝却文武并用,软硬兼施,争取到了诸侯的拥护。于是黄帝集中兵力,并动用了豺狼虎豹,与炎帝打了三仗,将他击败。炎帝倒也很识时务,甘拜下风,作了黄帝的属臣,两个部落也联合了。以黄帝为首的炎黄联合部落统治了黄河流域,繁衍了无数炎黄子孙。

但是从《史记》的记载看,当时也还有众多的诸侯,他们显然只是黄帝和炎帝的属臣,而不是家族。莫非这些诸侯都绝了后?或者他们都迁出了中国?否则中国今天总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他们的后代,而不是出自炎黄一系。退一步说,即使早期的华夏族的成员都是炎黄的后代,史书上也还记录了大量非华夏部族。这些部族有的被华夏族打败了,被强制吸收了,但并没有被在肉体上消灭,同样会生儿育女。考古发掘成果已经证明,全国数千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可以分成多种类型。近年来在长江流域、燕山山脉、东北地区、四川盆地的考古发现进一步证明了中国早期文化的多元性。直到春秋时期,中原还有不少非华夏的部族,更不用说在中原以外地区。这些部族只有少数迁出了今天的中国,而大多数都逐渐融合在华夏族之中了。可以说,到秦始皇统一时,华夏族已经是民族大融合的产物了,其中纯粹的炎黄子孙恐怕已经是少数了。华夏族及以后的汉族在同化其他民族的过程中虽然也少不了武力的强制,但却有一种积极的传统,那就是并不过于重视血统关系。任何异族只要与汉族认同,接受汉族文化,就可以成为汉族的一员,而并不考虑他们的血统及是否曾与汉族婚配,对于异族的杰出人物,一旦能为汉族政权效劳,统治者同样会委以重任,与任用汉族臣僚并无二致。所以虽然历史上汉族同其他民族的冲突和战争也相当频繁,但在汉族内部却从来没有发生过清查血统一类的运动。流落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大多受到歧视和迫害,但来到中国的犹太人却长期过着和平生活,得到汉人的平等对待,以至他们逐渐失去了保持本民族特征的心态,终于在汉族中消失了。这就是个很有力的例证。从秦汉以来,由北方进入黄河流域的非华夏民族至少有匈奴、乌桓、鲜卑、羌、氐、羯、突厥、高丽、回纥、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维吾尔、回、满等,其中有的来自遥远的中亚和西亚。这些民族中,一部分又迁回了原地或迁到中国以外去了,但相当大一部分加入了汉族,有的整个民族都已经消失在汉人之中了。在南方,随着汉人的南迁,原来人数众多、种族繁杂的夷、蛮、越、巴、棘、僚、俚等等,有的已经完全消失,有的后裔的居住区已大大缩小,原来他们的聚居区大多已成为汉人聚居区。南方的汉人事实上有相当大一部分是他们的子孙。所以,在今天的十亿汉人中,地道的炎黄子孙反而是“少数民族”。即使是汉人,如果只认炎帝、黄帝这两位老祖宗的话,也有点对不起自己的亲祖宗了。

何况今天的中国拥有五十六个民族,非汉族的五十五个民族中,像俄罗斯、塔吉克、乌兹别克等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同炎黄二帝拉上血统关系,难道他们也得称为“炎黄子孙”吗?在台湾和东南一些海岛的先民中有马来人的成分,岂能滥用炎黄子孙的概念?

世界上大概不存在绝对纯血统的民族;如果有,也必定会退化以至消亡。华夏族由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并非只是依靠了祖先的伟大或血统的优良,而是由于不断大量吸收了其他民族,凝聚了各民族的精华。同样,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来自组成她的各个民族,来自各民族自身的创造力和共同的凝聚力。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党的刊物和独立各省一度使用黄帝纪年。这一方面是反对帝制的表示,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狭隘的民族情绪。就像革命党人一度提过的“驱逐鞑虏”、“种族革命”一类口号很快为“五族共和”的政纲所代替一样,黄产纪年很快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但几千年形成的民族心理的变化,却不像改变纪年那样容易。中华民族共同的民族感情的形成和巩固也还需要时间。但如果我们从传统的天下观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不把汉族的观念和情感当作中国各民族的共性,在观察历史时不囿于传统的中原王朝的范围,那末对“炎黄子孙”一类说法就能有科学的理性的认识。

第二章 分与合

引言:《三国演义》开宗明义地写道“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统一与分裂交替出现,然而仔细统计一下它们各自所占的时间,其结果令人瞠目。

一 历史上的中国

既然要说分与合,即统一和分裂,不得有一定的范围,要不就毫无意义。我们既然要说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和分裂,就先得讲清楚历史上的中国有多大的范围。但这一点并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因为“中国”一词的含义从古至今已经有过很大的变化,它所指的范围自然也完全不同。

国与“中国”

根据于省吾先生在《释中国》一文的论证,“中国”一词至迟出现在西周初年,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证据,是1963年在陕西鸡贾村出土的一口“何尊”(尊为古代的洒器,用青铜制成)上的铭文。铭文写道“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迁告于上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周武王在攻克了商的王都以后,就举行了一个庄严的仪式报告上天:“我已经据有中国,自己统治了这些百姓。”)铭文的前面还提到“惟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可见是周成王时的纪录。

在《尚书》的《梓材》一篇中,也记载了周成王追述往事的话:“皇天既会中国民越厥疆于先王”。由于《尚书》中不少内容是出于后人的追记,又经过很多人的整理甚至篡改,往往被弄得真假参半。有了何尊铭文这件物证,《梓材》上的话就完全得到了证实。可见在周武王和他的儿子周成王时的确已经使用“中国”一词了。

关于周武王灭商的确切年代,学术界还没有一致的说法,但一般认为是在公元前十一世纪。这样看来,“中国”一词有三千年的历史了。当然,可能在周武王之前就已经有人用过,或者已经出现了,但即使有,也不会太久,因为在商人使用的甲骨文中还没有发现过“国”或“或”(与国字相通)二字。

“中国”的本意是什么呢?这还得从“国”字说起。“国”与“或”字相通,原意是指城、邑。当先民因农业的发展而定居下来以后,以部落首领的居住地为中心,逐渐形成了初期的居民点和城市,城里称为国,城外近处就叫做郊人。开始时,国的差别并不大,但以后有的国发展较快,有的则已经扩展到原来几个国的范围。于是大的单位就被称为“邦”,小的单位还称国。再行后,由于一位首领或一个宗族已经拥有不止一个城、邑,即不止一个“国”,因而就将其主要的、或首领居住的城邑称为“国”;这也就是以后将都城称为“国”的来历。

正因为一个“国”不过是一个部落或一个宗族的聚居地,所以一般范围很小,大的也不过相当于今天一个小县城,小的大概只等于一个“三家村”。由于绝大部分国人也得从事农耕,国中也包括大片农田,所以一个国的范围比单纯的居民点还是要大些。可以想像,这样的国的数量必定很多。相传大禹召集各国在涂山(今地说法不一,以在安徽蚌埠市西淮河南岸一说较早)聚会,据说参加并表示接受大禹领导的有“万国”之多。当然,“万”并不是实数,但数量一定也不少。到商朝第一位君主汤的时代,已经减少到3000多个。周武王出兵攻打商纣王,到达盟津(一作孟津,今河南孟津县西南黄河上)时,原来归属于商的国(史称诸侯,实际是用了以后的名称)有八百个投向周王。到周武王灭商后,分封诸侯,据说还有1773个。

西周时,周王被称为天子,由他分封或得到他承认的国称为诸侯;但无论天子还是诸侯,他们居住的城邑都是“国”。既然同时存在那么多的国,在名称上就渐渐产生了区别。天子所住的“国”(京师)处于中心、中枢地位,理所当然地被称为“中国”。前面提到,周武王在灭商后,认为上天将“中国”交付给了他,就是因为已经占有了商的京师。《诗经.大雅》中的《民劳》篇中“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以绥四国”的诗句,很清楚地说明,所谓“中国”就是指京师。

“中国”的扩大和变化
最初的“中国”只指周王所在的丰(在今陕西长安县西南沣河以西)和镐(在今陕西长安县西北丰镐村一带)及其周围地区。灭商以后,依据周人的习惯,将原来商的京师(殷,今河南安阳市)一带也黍“中国”。到周成王时,武王的弟弟周公旦主持扩建了洛邑(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北白马寺一带),称成周,将商的遗民迁来集中居住于此,又在附近筑王城(在今河南洛阳市王城公园一带),迁来周人居住,作为周的陪都,用以控制东方。洛邑既居陪都的重要地位,又位于“天下之中”的交通枢纽,也被称为“中国”。这说明,“中国”的概念开始由唯一的政治中心扩大到了地理中心。

公元前771年(周幽王十一年),犬戎(关中西部戎人的一支)攻入镐京,杀了周幽王。犬戎虽然暂时退出了镐京,但随时威胁着周人。第二年,幽王之子平王适都洛邑。周人大多随平王东适,丰镐一带都给戎人占了,自然就丧失了“中国”的地位,而洛邑及其周围地区就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当时秦人的首领襄公曾出兵救周,又护送平王东迁,被平王封为诸侯,平王还做了个现成的人情,将已被戎人占领的岐(今陕西岐山县东北)以西的地方封给了秦襄公,让他们自己从戎人手中夺取;还答应只要秦人能夺回丰、镐,也归秦国所有。以后秦国果然夺取了关中,但却并没有随之成为“中国”。

东适以后的周天子已经丧失了往年的权威,政讼所及不出王畿的范围,不久就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不得不依靠有实力的诸侯来扶持了。与此同时,几个周王近支宗族的诸侯和地理位置居于中心的诸侯国凭借有利条件迅速强大起来,它们吞并了周围的小国,成为拥有十几个至几十个城邑的大国。如郑国,始封的国君是周宣王的同父异母弟,当时只有一个郑邑(在今陕西华县)。三十多年后郑桓公东适至今河南新郑、荥阳之间。三年后(周平王二年,前769年)灭了郐国(在今新郑县西北),在新郑(今新郑县)建都。二年后,又灭了东虢(在今荥阳县东北);很快就成为最强大的诸侯国之一。这些大诸侯国实际上已经取得了与周天子平起平坐的地位,它们的国就也称“中国”了。在诸侯国的内部,国都就等于周天子的京师,俨然就是国中的“中国”。就这样,春秋时期的“中国”已经扩大到周天子的直属区和晋、郑、宋、鲁、卫等国,大致相当于当今河南大部、山西南部、山东西部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中国”的范围不断扩大。如齐国虽是大国,地理位置却并不在中心。齐桓公时取得了霸主的地位,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多次出兵维护周天子的利益和诸侯国间的秩序。这样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自然应该进入“中国”的行列了。

春秋时的“中国”还具有民族意义。如秦国,不仅已经从戎人手中夺取了丰、镐和周人的发祥地周原,而且向西征服了戎人各部,其势力已足以与晋、郑等国抗衡。这样一个大国,又占有原来的“中国”,照理可以名正言顺地称“中国”,但由于秦人出于东夷,又长期处于戎狄之间,因此在春秋时代始终被“中国”的诸侯看作“夷狄”,挤不进“中国”诸侯会盟的圈子。又如楚国,在西周初就被封在荆蛮地区,与中原的交往不多,自己也以“蛮夷”自居。春秋时,楚国已非常强大,攻灭了周围不少小国,还多次出兵中原,威胁郑、蔡等国。但楚国非但没有因为实力强大而被承认为“中国”,还被认为与北方的狄一样危害“中国”的南夷,楚国灭邓、谷,伐郑、蔡的行动被看成是与狄人灭邢、卫相呼应。对这样的形势,《春秋公羊传》的作者惊呼:“夷狄也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夷和狄严重地危害中国,北边的狄人与南边的夷人相呼应,中国的命运就像一根线一样维持着。)齐桓公救助邢、卫、郑、蔡的行动被称为“救中国”的“王者之师”,受到高度赞扬。孔子提到辅佐齐桓公的管仲时,也极口称颂他的“仁”,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袒矣!”(要没有管仲,我就得披着头发,袒露左臂,作夷狄的服饰了。)可见“中国”的标准有极强的民族界限。

在民族标准中,文化比血缘具有更重要的作用。如吴国的国君出于太(泰)伯,而太伯是周武王的先人古公的长子,论血统是最高贵的。但太伯到了江南后“文身断发”,完全服从当地荆蛮的习俗,当了荆蛮的首领。燕国的始祖召公与周同属姬姓,在周成王时曾与周公享有同样地位,以陕(今河南陕县)为界划分两人治理的范围。但燕国四周也是戎狄的天下,其臣民中可能也有不少戎狄成分。所以在春秋时,吴国和燕国都被排除在“中国”之外。

相传黄帝时有百里之国万区,禹会诸侯於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但到商初便减至三千国,周初便减至一千八百国,到春秋时代竟只有一百几十国了。由万国减少到一百多国,当然是互相吞并的结果。在春秋时代二百四十馀年的过程中,灭国丧邦的事件,常见记载:有十国被齐灭掉,有九国被鲁灭掉,有七国被宋灭掉,有五国被吴灭掉,郑卫各灭掉三国,楚灭掉四十三国,晋灭掉三十四国,秦灭掉二十三国。到战国时代,就只有秦楚齐韩赵魏燕七个大国和十几个小国了。齐国本来就是“中国”;韩、赵、魏是从晋国分出来的,自然继续为“中国”;秦、楚、燕三国也被承认为“中国”了。随着这些诸侯国疆域的扩展,“中国”的范围也越来越大。例如秦国灭了巴、蜀,疆域向南扩大至四川盆地,秦国还向蜀地大量移民。巴蜀成了秦国的一部分,又有来自秦国的移民居住,就取得了与秦国一样的“中国”地位。到战国后期,“中国”的范围向南已到达长江中下游,往北已接近阴山、燕山,西面延伸到陇山、四川盆地的西缘。

秦汉时代,原来的诸侯国都已包括在统一国家的疆域之内,秦国的旧地不仅已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渭河流域的关中平原是首都所在,更是“中国”中的“中国”。而且从理论上说,秦汉疆域中的大部分都可以算“中国”,显然,随着统一国家的形成、疆域的扩大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国”的概念是在不断变化和扩大的。一般说来,一个中原王朝建立后,它的主要统治区就可以被称为“中国”,而它所统治的边远地区以及统治范围之外就是夷、狄、蛮,就不是“中国”。

“中国”之争
正因为“中国”的概念是变化的,范围是不固定的,所以经络是模糊、不确切的。即使在中原王朝内部,人们也可以把其中比较边远偏僻的地区看成为非“中国”。由于没有明确的标准,人们往往只是根据习惯,所以不仅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说法,就是在同一时代,说法也会不一样。有些地区已经归入中原王朝的版图,经济文化有了一定的提高,自以为可以跻身“中国”了,可是在老牌的“中国”看来,它们还没有称“中国”的资格。以后它们被承认为“中国”了,又有相对落后的地区被看作非“中国”。

在西汉时代,今天四川盆地的汉人聚居区对周围少数民族地区早已以“中国”自居了,因为从战国后期归入秦国至此已有百余年时间了,这些汉人又大多是关中移民或其后裔。可是在关中平原中下游地区的人们的眼中,四川或许还没有称“中国”的资格。今天的江西,那时已经正式设置了郡县,是汉朝疆域的一部分,却还没有被一般人当成“中国”。到了唐宋时代,江西、湖南的大部分早已被人们接受为“中国”了,但偏僻的山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却未必能享受这一殊荣。到了明朝,江西、湖南称“中国”就不成问题了,但云南、贵州一带还被当作非“中国”。

“中国”也是一个文化概念,并且始终有强烈的民族含义,一般即指汉族文化区,所以不仅与地理概念不一定一致,而且与领土的归属有时也有矛盾。一方面,即使是边远地区,只要聚居了大批汉人,或者汉族传统文化相当发达,就可以被认为是“中国”的一部分。另一方面,非汉族接受了汉族文化,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不仅这些人口会得到汉人的认同,他们聚居的地方也可能被承认为“中国”的组成部分。

  

河西走廊从公元前2世纪末归入汉朝以后,人口的主要来源是中原的贫民、戍卒和罪犯,以后又迁入了大批西北的少数民族,汉文化的水准很低,所以长期被排除在“中国”之外。但从西晋末年开始,中原文化层次高的移民不断迁入,在十六国时期的特殊条件下,河西走廊地区的汉文化迅速发展,到了北魏初期俨然成为正统的儒家文化基地、人才的渊薮,人们刮目相看,自然不再认为那里是非“中国”了。

  

今天的福建,从公元3世纪末就是秦朝的疆域,设有闽中郡。但汉武帝征服东瓯和闽越以后,将当地越人内迁,以后虽然恢复了若干县治,但汉人迟迟没有迁入。所以直到东汉末年,这里明明是汉朝会稽郡的属地,而从今浙江坐船由海路到达今越南北方的大学者许靖却说他一路过来“不见汉地”。福建连汉地都不被承认,当然更不是“中国”了。

  

相反,从东汉后期开始,黄河流域的北部不少地方逐渐成为匈奴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到了北朝时,这些地方人口的民族成分并没有多大的变化,但由于他们已经变牧为农,接受了汉族文化,就从来没有人对那里是“中国”的一部分提出异议。

  

可以说,广义的“中国”就等于中原王朝,凡是中原王朝的疆域范围都是“中国”。狭义的“中国”则只能是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汉族聚居区或汉文化区。两种标准同时并存,不仅引起了地区之间的“中国”之争,也引发了政权之间的“中国”之争。

  

在处于分裂的情况下,“中国”就成为王朝法统的同义词,在成为分裂的双方或各方争夺的主要目标。西晋灭亡以后,东晋和南朝政权虽然被迫离开了传统的中心地区,但都以西晋继承者自居,自认为只有它们才是真正的“中国”,而北方政权只是外来的“索虏”(扎着头发的下贱人),岂有称“中国”的资格?但北方政权却认为自己灭了西晋,夺取了这块传统的“中国”地区,当了“中国”的主人,当然就成了“中国”;而东晋和南朝政权只不过是偏于一隅的“岛夷”(海岛上的野蛮人),早已丧失了称“中国”的权利。

  

这场双方都感到理直气壮的“中国”之争,到隋朝统一才得到解决。隋朝继承了北朝的法统,当然承认北朝是“中国”;但它又不能否认南朝的“中国”地位,更何况南朝也已归入了自己的版图。所以隋朝给了双方以平等的地位,南北方都被承认为“中国”。继承北朝传统的唐朝也肯定了这一观点,唐初修前朝历史,南方、北方分别编纂。尽管由于作者个人的立场和感情,修成的史书实际并不会完全公正,但至少在政治上的地位是相同的,都被列为正史。

  

类似的争论也出现在北宋、辽之间和南宁、金之间,兼有双方疆域的元朝也采取了五隋朝相同的办法,承认双方都是“中国”,同时修了《辽史》、《宋史》和《金史》。

  

中国和中央帝国

在明朝以前,外国人如何称呼当时的中原王朝,我们还不大清楚,因为像《马可波罗游记》这样专门记载中国情况的著作毕竟不多,而东方的历史文献大多用汉文,与中国的没有什么区别,西方和阿拉伯的又很不一致。但从明朝后期开始,来中国的西方人一般都用中国或中华、中华帝国、中央帝国来称中国,而不是用明朝、清朝或大明、大清。鸦片战争以后,在国际交往中中国开始被作为国家或清朝的代名词。

  

但是人们概念还是相当模糊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就是著名的官员和学者也在所难免。像魏源(1794-1857)这样一位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也是如此。在他的著作中,“中国”一词有时是指整个清朝,和今天的用法已经完全一样;但有时却只指传统的“中国”范围,即内地十八省,而不包括蒙古、西藏、青海、新疆、东北和台湾在内。

  

17世纪以来的西方著作中也往往将清朝建省的地区称为中国或中国本部、中国本土,而称其他地区为鞑靼、蒙古、西藏或新疆(中国突厥)等等。我们以前往往将这类称呼看得非常严重,认为这是西方人别有用心,意在侵略。其实应该在时间和对象上加以区别,可以认为大多数西方人并无恶意,而只是概念上的不同。这种混淆连魏源这样一位爱国的杰出学者都未能避免,外国人这样用也就不心大惊小怪了。

  

有的学者注意到,早在康熙二十八年(1698)中俄订立《尼布楚条约》时,清朝提供的满文本和拉丁文本中已经使用了“中国”一词。以后在列强同清朝订立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清朝也使用了“中国”作为国家的名称。不过我们应该肯定,即使到了晚清,尽管中国作为国家的概念已经相当明确了,清朝的正式名称还是清、大清或大清国。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清朝在对外交往和正式条约中之所以愿意使用“中国”一词,实际上还包含着一种传统的心态,即着眼于“中国”二字的字面含义--中心、中央、天下之中的国家。同样一个名词,西方人的理解只是一个国家,即china,并无特别尊崇的意思。就像我们称theunitedstatesofamerica为美国,并无称赞它美丽的意思;称france为法国,自然也毫无该国崇尚法律的含义。但在清朝却理解为centralempire(中央帝国),当成一个尊称而乐意接受。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以后,中国才成为国家的正式简称,成了国家的代名词。中国也有了明确的地理范围--中华民国所属的全部领土。

  

历史上的中国

  

说到这里,道理就很清楚了。我们今天讲历史,讲历史上中国的统一和分裂,应该有我们的特定含义,而不是运用当时人那些模糊不清、前后不一致的概念。我们所说的中国,绝不应该等同于商、周、秦、汉、晋、隋、唐、宋、元、明这些中原王朝,也不应该等同于汉族聚居区或中原地区,而必须包括我们所明确规定的地理范围内的一切政权和民族。

  

那么能不能就用今天中国的领土为范围呢?这自然是最简单的,但显然不妥当。因为由于一百多年来列强的侵略和掠夺,中国已有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攫取了。今天的中国领土已经不能包括十八世纪中叶清朝的最大疆域,甚至不能包括中华民国立国之初的领土,无法反映当时的实际。所以我们讲历史上的中国,应该以中国历史演变成一个统一的,也是最后的封建帝国--清朝所达到的稳定的最大疆域为范围。具体地说,就是今天的中国领土加上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以东,蒙古高原和外兴安岭以南的地区。本文所谓昔日的天下,就指这一辽阔的地区。在这一范围内的地区,大多在历代中原王朝的直接统治之下;有的曾经归属中原王朝的管辖,有的曾由当地民族或非汉族建立过政权,而这些民族已经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

  

应该强调,我们选择这样一个范围并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广大,而是由于它能比较全面地反映中国疆域发展变化的结果,便于从整体上说明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和分裂,并能前后采用同一个标准。事实上,这一范围并不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大疆域所至,例如唐朝的西界一度到过咸海之滨,元朝的北界远达北冰洋,朝鲜的北部曾经是汉朝的郡县,而越南曾是明朝初年的一个布政使司(行省)。

  

二 分合大势之一

  

中国的传说社会可以追溯到三皇五帝的时代,有关的记载虽然都是后人记录的,但从目前已有的考古发现看,在黄河流域普遍分布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以及在其他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大致可以证实这些传说所反映的历史事实。不过,这些发现也同样证实了当时还不存在能够统治大半个中国的政权,一般还处在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阶段。传说中的夏朝,也就是从大禹的儿子启开始至最一位君主这一段历史,还有待考古发现的证实。不过从商、周二代的情况看,我们也可以肯定,当时的夏政权(如果的确存在的话)所能管辖的范围是相当有限的。

  

从万国到七国

  

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证明史书上记载的有关商人的活动和商朝的历史基本是可信的。在商人取代夏朝前有过八次迁移,商朝建立以后,都城还是经常迁移;但都不出今河南、山东、河北三省的范围,而且没有到达这三省的全境。当然它的统治区还可能大些,但不会超出黄河中下游的范围。只是到了末年,商朝的势力才扩展到淮河流域。

  

周人起源于关中,到公刘氏迁到豳(今陕西橡邑县西)。传至古公颤父(约公元前12世纪)时,迁至岐山下的周原(今陕西岐山县境)。大约在公元前11世纪,文王(姬昌)建了丰邑(今陕西长安西南南沣河以西)为都城,又向东迁移了一次。武王(姬发)建的镐京与丰相距不远。

  

武王灭商以后和其后的成王时代(约公元前11世纪)分封了一大批诸侯国,其范围大致北起燕山,南至长江中下游,西起关中盆地的西缘,东对山东半岛中北部。以后,各个诸侯国分别征服了周围的一些其他部族或小国,范围扩大了,西周名义上的统治区也随之有所扩大。

  

可见,要说商、周时已经统一了中国,那是绝对不能成立的;更不用说在此以前的夏朝了。

  

那么能不能说商、周时已经统一了黄河流域或中原呢?也不行。因为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诸侯林立,还谈不上是统一的国家。即使是由周朝分封的诸侯,它们与周天子的关系也不是后代的行政管辖及归属的性质,而是“分土而治”的。就拿西周来说,从建国开始,它所控制到的土地就被分封给大大小小的诸侯国了,天子直接统治区--王畿的面积很有限。而在各个诸侯国中,情况同样如此,诸侯又把国都以外的土地分组合给本国的卿大夫,自己只直接统治国都。卿大夫也可以把自己的封地再分封给子弟和家臣。自上到下的层层“分土而治”的结果,是从天子到每一个最小的受封人都没有多少直接统治的地方。

  

在商、周的统治区,或者说它们的分封区之外,还有不少其他部族,有的已经形成了原始的国家,有的还处于部落联盟的阶段。如商朝时,在四川盆地有蜀和巴,长江中下游有楚、濮、南巢氏、越,淮河流域有淮夷,山东半岛东部有莱夷,湟水流域有羌,陕、甘、川相交地区有氐,北方有鬼方,渭北高原有戎,东北有肃慎等等。西周时,除了江淮、江汉一带属于商、周系的诸侯有较大的扩展以外,其他周边地区的变化不是很大。

  

总之,在当时并无统一可言。在林立的诸侯国和部族之间,也还不存在较大范围的真正统一的国家。

  

经过春秋时期(前770-前475年)的激烈兼并,到战国开始时除了秦、楚、齐、燕、韩、赵、魏这七国外,还有越、鲁、宋、郑、陈、中山等国。到战国后期,形成了七国争雄的局面。

  

在各国统治区扩大的过程中,行政区域开始出现,并逐步形成制度。新设置的郡、县都是国君的直接统治区,与以前的大小封国或封邑完全不同。随着郡、县的普遍建立,“分土而治”过渡到了“分民而治”,一个国真正成为一个统一体。就这样,统一首先在七国内部完成了。

  

六国灭,四海一

  

秦王嬴政十七年(前230年)至二十六年(前221年),仅仅十年时间,称雄二百多年的六个诸侯国就被嬴政所灭。

就在王翦等平定楚国的江南和越国旧地以后,秦军就越过崎岖的山岭和茂密的森林,进入了今浙江南部和福建,征服了当地的越人政权,设置了闽中郡。秦始皇二十九年(前218年)前后,尉屠睢率领五十万秦军翻越南岭,开始了对南越人的征服。三十二年,秦始皇派史禄开通了连接湘江和漓江的运河--灵渠,开辟了通向岭南的水路。根据《淮南子·人间训》的记载,秦始皇的动机是“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由于越人以丛林为依托奋勇抵抗,三年中秦军死伤数十万,连尉屠睢也在越人夜袭中丧生。所以到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才又征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同年设置了桂林、南海、象郡三郡,基本结束了军事行动。驻守岭南的尉佗要求秦始皇遣送三万未婚妇女,作为士兵的配偶,但只获得了一万五千人。

  

三十二年(前215年),秦始皇派蒙恬率领三十万大军赶走了在河套一带的匈奴人,收复了战国时赵国的旧地。第二年,在阴山以南,黄河以东设立了九原郡,管辖新设的三十四个县(一说四十四个)。为了巩固北方的边防,又将原来秦国、赵国和燕国的长城连接起来,加以修缮补建,筑成了一条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沿黄河、阴山,东至辽东(今朝鲜平壤西北海滨)的万里长城。

  

在西南,秦朝以成都平原为基地,向西、北两方面扩张到了今大渡河以北和岷江的上游,占据了邛(今四川荥经县东一带)、作(今峨边县一带)、冉(今松潘县一带)和毵(今茂汶县北一带)等部族地区。向南又开通了一条“五尺道”,从今天的四川宜宾延伸到云南的曲靖,并在沿线控制了不少据点,设置了一些行政机构。这样秦朝拥有了北起河套、阴山山脉和辽河下游流域,南至今越南东北和广东大陆,西至陇山、川西高原和云贵高原,东至于海的辽阔疆域。能在如此大的范围内建立起一个统一国家,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但是也并不是在秦朝的全部疆域中都已经达到了如此程度的统一。在南方新占领区,秦朝还没有取得完全的控制。在今天的浙江南部、福建、云南、贵州、四川南部、广西西北等地往往只控制了交通线和沿线的据点,当地的部族的“君长”依然保持着他们的权力。

  

秦始皇死后的第二年(前209年),陈胜吴广就在大泽乡(今安徽宿县东南)揭竿而起。各地农民纷纷响应,六国贵族也趁机起兵,当年关东(函谷关以东,指今河南灵宝、太行山一线以东)的大部分已不在秦朝的统治之下。到公元前206年,刘邦、项羽的军队先后进入咸阳,秦朝就灭亡了。

  

如果从秦灭六国算起,到陈胜、吴广起义爆发,秦朝的统一维持了十二年。如果从秦始皇完成疆域的开拓算起,统一只保持了六年。

  

由楚河汉界建起的西汉帝国

  

秦亡以后,项羽凭借他的军事实力夺取了反秦盟主的地位,自立为西楚霸王,又分封了十八个诸侯国。被封为汉王的刘邦只占有巴蜀,即今秦岭以南的陕西南部和四川大部。经过三年多的苦战,刘邦在公元前202年发动垓下之战,消灭了项羽,但他却远远没有恢复统一。

  

北方的匈奴在冒顿单于的统率下,向西占据了以西地区,进而赶走了原在河西走廊的月氏,威胁着乌孙,使西域(今新疆和中亚地区)大多数国家不得不服从它的统治。往东并吞了东胡各族,控制了今大兴安岭两侧。向南夺回了“河南地”(河套地区,今黄河支流乌加河以南),而且一度推进到今陕西、山西的北部。公元前200年(汉高祖七年),刘邦亲率30万大军出击,结果在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以东的白登被冒顿围困了七天七夜,派人向冒顿的妻子送了厚礼后才突出重围。汉朝缺乏对付匈奴的实力,只得采取“和亲”政策,即把皇族女子冒充公证嫁给单于,但匈奴的侵扰并没有停止。

  

东南原闽中郡境内的越人君长在秦末恢复自立,并起兵助汉。汉高祖六年,闽越首领无诸被立为闽越王,以今福建闽江下游为中心建立了闽越国。汉惠帝三年(前192年),封勾践后人摇为东海王,因国都在东瓯(今浙江温州),所以又称东瓯王。这两个政权表面上服从汉朝,实际上并不受约束。

  

岭南原来担任秦朝龙川县(治今广东龙川县东)令的中原人赵佗,在秦末代理南海郡的尉(负责郡内军事和刑事的长官)。秦亡后,赵佗起兵吞并了南海、桂林、象郡,在公元前206年自立为南越王。公元前181年前后,南越灭安阳国,疆域扩大到今越南北部和中部,直到北纬13度今巴江下游一带。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年)派陆贾出使南越,封赵佗为南越王。赵佗虽然接受了封号不再自称皇帝,但依然保持着独立的地位。

  

在汉朝内部也处于实际上的分裂之中。为了借助各路诸侯和将领的力量对付项羽,刘邦不得不承认或封予他们诸侯的地位,所以在他称帝后也建立了7个以功臣降将为王的异姓诸侯国。出身“细微”的刘邦为了巩固他的家天下,在逐步废除6个异姓诸侯国的同时,又封了自己的子弟家属为王,设置了9个同姓诸侯国。因此,朝廷直属区只有15个郡,相当于今陕西、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和中西部、湖北、四川大部、黄河以东南的宁夏和甘肃,而以东的大多数郡就是十个诸侯国的统治区。这些王国自己任命郡守以下的官员,征收赋税,用种种方法与朝廷抗礼。

  

景帝前三年(前154年),同姓诸侯国的分裂终于爆发为以吴王濞、楚王戊为首的七国之乱,为消除这一分裂因素提供了机会。在叛乱平息后,朝廷采取了一系列削弱诸侯国的措施,国内的分裂威胁基本消除了。

  

经过七十年的恢复和发展,到武帝初年时,经济实力大为增强,官方的积蓄也相当充足。在这样丰富的物质条件下登上帝位的汉武帝,自然要施展他的雄才大略,汉朝的疆域也就扩展到了空前的范围。

  

建元三年(前138年),东瓯受到闽越围攻,向朝廷求援,武帝立即派出军队迫使闽越解围,并就此将东瓯人全部迁至江淮之间,取消了东瓯国。

  

从元光六年(前129年)开始,汉军向匈奴连续发动进攻。元朔二年(前127年),卫青率汉军从云中(今内蒙古默特川一带)和陇西(今甘肃东部)两路出击,驱逐了匈奴的楼烦、白羊王,收复了“河南地”,使边界恢复到了阴山山脉一线。

  

元狩二年(前121年)春,汉军主力在霍去病的指挥下从西路出击,攻入河西走廊。在汉军的接连打击下,匈奴的浑邪王杀了休屠王,率四万人投降。汉朝的疆域扩大到了整个河西走廊和湟水流域。

  

元光五年(前130年),武帝曾征发巴、蜀二郡的士兵从棘道(今四川宜宾市安边场)向羊可江(今北盘江和红水河)筑路,并在“西夷”地区(今四川西昌、盐源一带)新置了行政区。因要集中全力对付匈奴,暂时停止了在西南的开拓。元狩元年(前122年),武帝恢复了对“西南夷”的推进。经过几年经营,川西高原和云贵高原的部族都已纳入汉朝的统治,在这些地区新设置了五个郡。元封二年(前109年),又在滇和昆明这两个部族地区设立益州郡,汉朝的西南界推进到了今高黎贡山和哀牢山一线。

  

从战国后期开始,燕国和秦朝先后控制过朝鲜半岛的北部。西汉初,燕国人卫满率数千人进入朝鲜半岛北部,以燕、齐(今山东半岛)移民为基础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这个朝鲜国的范围大致包括今辽宁东部、吉林西部和朝鲜半岛的西北部。元封二年,武帝用兵朝鲜,次年朝鲜投降。汉朝设置了四个郡,辖境南至今朝鲜半岛中部江华岛一线。

  

对岭南的统一已是大势所趋。元鼎五年(前112年)秋,汉军分四路越过南岭,次年冬攻下南越的都城番禺(今广州),灭南越。南越的旧地被分为九个郡,其中的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在今越南的北部和中部,珠崖和儋耳二郡在今海南岛上。灭南越的汉军又在第二(元封元年)灭了闽越。

  

但汉朝与匈奴对西域的争夺却进行了很长的时间。武帝曾出动十来万军队、十来万民工和十几万头牲口征服了大宛(在原苏联费尔干纳盆地)。由于交通线太长,补给困难,汉朝虽然控制了天山南路,却还不能稳定地占有天山北路,那里的国家还受到匈奴的威胁,不敢完全服从汉朝。又经过了多次战争,到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汉朝终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完全控制了天山北路,并设置了西域都护府。西域都护府的辖境包括自玉门关、阳关(均在今甘肃敦煌市西)以西的天山南北,直到今巴尔喀什湖、费尔干纳盆地和帕米尔高原以内的范围,所辖的国有五十余个。

  

武帝后,汉朝的疆域有所调整收缩,其中最重大的事件是海南岛上行政区域的撤销。由于岛上的土著居民不断反抗,汉元帝接受贾捐之的建议,在初元三年(前46年)将行政机构全部内迁。

  

此后西汉的疆域保持稳定,直到公元九年王莽代汉。这一疆域比秦朝扩大了很多,东北由朝鲜湾沿岸一角扩大到今江华一线以北部分,南方延伸到了北纬十三度,西北增加了河西走廊和西域都护府的辖境。

  

王莽代汉后,全面挑起了边疆地区的战争,不仅引起匈奴的对抗和入侵,东北高句丽人的逃亡,而且导致与西域交通的断绝和西域都护府的废弃。天凤四年(17年),王匡、王凤为首的绿林起义和各地的起义先后爆发,到地皇四年(23年)王莽政权覆灭,形成分裂割据局面。

  

如果从汉朝恢复了秦朝疆域的元封三年(前108年)算起,统一维持了一百三十年。

  

但即使在西汉疆域的极盛时期也还没有包括整个中国,在西汉以外存在着匈奴及其他政权。

  

匈奴的冒顿单于于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即位后,就开始了武力扩张,成为一个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强大的游牧国家,也是汉朝以外疆域最辽阔的一个政权。经过与汉朝的连年战争,实力遭到很大的损失,扩展的疆域先后丧失,又遇到了自然灾害,从此一蹶不振。公元前60年(汉宣帝神爵二年),匈奴内部分裂,五个首领争当单于于不久形成南、北单于对峙的局面。南单于呼韩邪被北单于击败,于公元前51年(甘露三年)向汉朝投降。公元前49年(恐龙元年)北单于率部西迁,以后在中亚的康居国东部(原苏联塔拉斯河一带)被杀。

  

南单于降汉后,汉朝让他留驻在边塞附近,给予粮食和物资的资助。几年后,南单于部众增加,实力恢复,汉朝与他缔结了互不侵犯的盟约后,同意他返回蒙古高原复国。汉匈之间以长城为界,边境的和平延续了六十年。

  

在匈奴以东,今大兴安岭东西是鲜卑人,西辽河和沙拉木伦河流域是乌桓人的聚居区。他们都是东胡族的一支,在匈奴打击下由西部迁来。黑龙江流域、松花江流域直到日本海沿岸,居住着夫余、肃慎、沃沮等部族,这些部族虽然还很落后,但都已具有初期的政治实体,有了大致稳定的活动范围。

  

西南今澜沧江流域和缅甸东北部是哀牢人的部族政权。青藏高原上有吐蕃的先民唐旄和发羌的部族。

盛世难再

  

公元二五年,刘秀称帝,成为东汉的开国君主。但在当时,他不过是众多军事力量中的一支,其中同样称帝的就有好几个。如赤眉军在长安立刘盆子为帝,公孙述占汉中和巴、蜀称帝,刘永在睢阳(今河南商丘县东南)称帝,张步占有齐地十二郡(今山东),隗嚣占有天水、陇西等郡(今甘肃陇中、陇南),窦融据有河西走廊,卢芳在三水(今甘肃陇东北部及宁夏中部)被匈奴立为汉帝,彭宠攻下蓟城(今北京)称燕王。直到建武十二年(36年),汉军最后消灭了公孙述政权,国内才大体平定。但卢芳在匈奴扶植下一度占有北方几个郡,匈奴人不断南下杀掠,汉朝只得放弃了河套至今山西和河北北部的疆域,将当地的八个郡内迁。建武二十五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降汉。第二年,汉朝的八郡才迁回原地,汉朝与匈奴的边界恢复到西汉后期的势态。而南匈奴受到北匈奴的打击,无法再在蒙古高原立足,要求迁入汉朝北部边区,接受保护,汉朝同意南单于驻在美稷县(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

  

永平十六年(73年),汉将窦固分四路出击北匈奴,推进到今新疆东部,打通了与西域的交通线。第二年,汉军又征服了车师(在今吐鲁番和吉木萨南一带),重新设置了西域都护府。但由于汉军对北匈奴还没有稳定的优势,西域都护府曾两度置废。延光二年(123年),汉朝又置西域长史府,但以后就忙于对付羌人的反叛和内部的危机,无暇顾及西域,长史府常常不能行使正常的职权。

  

东北的高句丽大约在公元一世纪后期建国,开始在鸭绿江流域,以后逐渐扩张到盐难水(今浑江)上游,占据了西汉玄菟郡的旧地。约公元三年,高句丽建都于国内城(今吉林集安市东),以后不断向朝鲜半岛发展。

  

在建武二十二年(46年),乌桓人乘匈奴内乱,击败匈奴人,迫使匈奴北迁。汉朝将乌桓安置在北方缘边,分布在今内蒙古河套和山西、河北二省的北部。  鲜卑人开始也接受汉朝的招抚,并一起攻击北匈奴。以后一部分鲜卑人西迁,填补了南北匈奴间的空白。章和元年(87年),鲜卑对北匈奴发动进攻,北单于西逃,从此鲜卑控制了匈奴在漠北的旧地。到2世纪中叶,鲜卑结成了部落联盟,占有今阿尔泰山、阴山以北,大兴安岭以西,北至贝加尔湖的辽阔地域,并在从辽东到阴山一线逐渐蚕食汉朝的边疆。

  

二世纪后期,由于西北羌人的不断反抗,汉朝对西北地区的控制越来越弱,不少政区不得不撤销或者迁往内地。北方的鲜卑逐渐南侵,移居入塞的匈奴也在扩大活动范围。到了汉灵帝光和七年(184年)黄巾军起,汉朝再也顾不了边疆,大致后退到今桑干河、吕梁山、黄河和六盘山一线。这以北被称为“羌胡”所有,实际上是由匈奴、鲜卑羌等多种民族聚居或杂居。

  

从建武二十六年(50年)基本恢复西汉主要疆域(不包括西域都护府),到光和七年黄巾军起,东汉国内的统一时间是134年。

  

黄巾的主力虽然在当年就被镇压了,但其余部及各地乘机而起的各种势力却纷纷割据称雄,而统治集团内部的争夺也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中平六年(189年)汉灵帝死后,董卓利用外戚与宦官的冲突,率部进入洛阳,掌握了朝廷大权。关东州郡起兵讨伐,董卓逼献帝迁都长安。各地的长官或将领纷割据或拥兵自保,如刘表据有荆州,公孙度割据辽东,刘虞保有幽州,袁绍夺得冀州,袁术盘踞南阳,刘焉控制益州,陶谦拥有徐州,曹操则通过收编黄巾们部迅速崛起。建安元年(196年),曹操出兵迎献帝至许(今河南许昌县东),朝廷的大权从此落入曹操手中。曹操利用这一政治优势和自己的军事实力,先后攻灭了袁术、吕布、袁绍、刘表、张鲁等割据势力,控制了整个北方。

  

与些同时,孙权、刘备在南方建立并巩固了政权,形成了与曹操鼎立的局面。220年,曹丕废汉献帝自立,建国号魏。第二年,刘备即帝位,史称为蜀汉或蜀。孙权起初接受魏的封号称吴王,实际上并不受魏的控制,到229年也称帝。三国之间虽不时发生战争,但疆域大致稳定。

  

263年,魏灭蜀。二年后司马炎废魏帝,建立晋朝。晋太康元年(280年)出兵灭吴,三国鼎立至此结束。

  

西晋的统一非常短暂,如果从太康元年灭吴算起,至永宁元年(301年)“八王之乱”,仅仅21年。即使在这21年间,西晋也远没有恢复东汉盛时的疆域。鲜卑日益南下,渭北高原以北至河套已为“羌胡”所有,内迁的匈奴实际上控制了今山西的北部。当持续了16年的“八王之乱”终于在306年结束时,西晋已经到了彻底覆灭的前夜,十六国中的汉(前赵)和成汉已经建立,其他割据势力也已形成。

  

东汉在朝鲜半岛上还保留着乐浪郡,末年辽东的公孙氏政权又设置了带方郡(治所在今朝鲜黄海南道沙里院南)。但高句丽于209年自国内城迁都丸都城(今吉林集安市境内)后,日益强大,终于在西晋末年(313左右)完全占领了乐浪郡。差不多与此同时,带方郡也被南方的马韩吞并。从西汉开始中原王朝在朝鲜半岛设置正式政区的历史就此结束了。427年,高句丽迁都今平壤。尽管当时高句丽相当大一部分疆域还在今天中国境内,但它的政治中心已经转移到朝鲜半岛,已成为中国以外的独立政权。

  

西汉以来,汉朝疆域的南端是日南郡的象林县。192年(初平三年;一说137年,永和二年),当地人区逵建立了林邑国,脱离汉朝,因而汉朝的南界从北纬14度退到了16度一线。三国期间,林邑又向北扩张,占了汉朝的西卷县,推进到北纬17度一线。

  

大分裂的十六国和南北朝

  

从东汉开始陆续迁入黄河流域的匈奴、鲜卑、羌、氐、羯、卢水胡、丁零等族,到西晋时已经有了不小的数量。在长期与汉族和各族的杂居中,经济文化水平又都有了一定的提高,尤其是各簇的统治者和上层人士,大多已具有相当的政治、军事才干,适应了中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些民族的首领既要摆脱汉族统治者对他们的歧视和压迫,也要乘机夺取权力和财富,成为地区以至全国的主宰。西晋皇族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火并给他们提供了最好的机会,于是十几个政权先后在黄河流域、辽河流域和四川盆地建立起来,又匆匆地在其他政权的吞并中消失。

建兴四年(316年),愍帝出降刘曜,西晋亡。次年,司马睿在建康即位,史称东晋。东晋末年,大权落入刘裕手中。元熙二年(420)年,刘裕废晋帝,建宋朝。以后,萧道成、萧衍、陈霸先如法炮制,先后建起齐、梁、陈朝;但都限于南方,维持着与北方政权对峙的局面。

  

由于东晋和南朝一直忙于防御北方和对付内部的权力之争,顾不上西南边区的经营和开发,加上地方官治理不当,甚至残酷压迫当地民族,规模不等的反抗时有发生。梁太清二年(548年)侯景之乱爆发,宁州刺史奉命救援京师,当地爨蛮的豪族乘机而起,在550年脱离了梁朝。在宁州爨蛮的影响下,周围的部族纷纷自立,因此在今四川长江和大度河以南、湖南以西、广西西部已经不再有南朝的郡县存在。

  

南方的林邑国继续向北扩张。大约在南朝后期,又占了原日南郡剩下的三个县,南朝疆域的南界退到北纬十八度一线。

  

315年(晋建兴三年)鲜卑拓跋部曾建代国,至376年为前秦所灭。三八九年前秦亡后,拓跋圭收集旧部复国,史称北魏。皇始三年(398年)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北魏从后燕、夏夺取了大部分疆域,又先后灭北燕、北凉,到太武帝拓跋焘在位时(424-451)基本上统一了北方。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年)迁都洛阳。

  

北魏刚统一北方时的疆域大致北至今中蒙边界稍北。蒙古高原和今叶尼塞河上游、贝加尔湖一带有柔然、高车(敕勒)、契骨等部族,其中柔然与北魏为邻,最强大。以后北魏的东界退至辽河以西,控制今大凌河下游。辽东成为高顺丽的范围。其西界达到焉耆(今新疆焉耆)和鄯善(今若羌)一带,但未能扩展到西域其他地区。

  

永熙三年(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以后又分别为北齐和北周所取代。西北吐谷浑的首领夸吕(552-591年在位)称汗建国,540年以伏俟城(在今青海湖西岸布哈河河口附近)为都。西魏的西域部分为吐谷浑所占,伊吾被柔然占有,西界退至敦煌。

  

在西晋以后的近三百后间,在中国的范围内始终同时存在着两个以上的政权,多的时候有十余个政权。南北的分裂尤其明显,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直分属不同政权。

  

三 分合大势之二

  

隋开皇八年(588年)发动了灭陈之战,第二年就攻克陈都建康,当年自江南至岭南全部平定,南北分裂的局面至此结束。隋朝存在的时间尽管很短,建立正式行政区域实施有效管辖的范围却超过了以往。

  

在北方,于仁寿二年(602年)大破突厥,夺回了河套地区,把边界扩展到阴山以北。在西北,从突厥人手中夺取了今新疆哈密地区;又趁吐谷浑被铁勒打败之机,出兵灭了吐谷浑,把正式行政区的范围扩大到今新疆若羌、且末和青海湖西、兴海县东一带。在南方的海南岛重新设立了珠崖、儋耳、临振三郡,从此大陆政权对海南岛的行政管辖再也没有中断过。

  

在东北,隋朝对高丽的战争以失败而告终,边界仍然是在辽河一线。

  

随着隋朝的覆灭,除了海南岛以外,扩大的疆域不仅全部丧失,而且隋末唐初的割据势力还招致外敌的入侵。如东突厥就大肆南侵,武德七年(624年),因突厥多次侵扰边境,威胁长安,唐高祖甚至准备迁都,经李世民(唐太宗)劝阻才作罢。隋末形成的各个割据政权也直到该年才全部消灭。

  

大唐帝国的形成

  

唐太宗即位不久,唐朝就转入攻势,收复并开拓了疆域。贞观四年(630年),李靖大破颉利可汗于阴山,东突厥灭亡,唐朝的实际控制区达到了贝加尔湖以北,设置正式行政区的范围也扩大到了“阴山以北六百里”,超出了今国界。到贞观十四年灭高昌,政区扩大到今新疆东部。另外,唐朝还一度取得黄河上游的河曲之地和大渡河上游一带,设置了州县。在西南今贵州东北部、云南大部和广西恢复了正式行政区。

  

随着军事行动的胜利和当地少数民族的服从,唐朝在边疆地区先后设立了单于(云中)、安北(瀚海)、安西、北庭、安东、安南六个都护府和若干边州都督府,用以行使对这些地区的管辖权。因此唐朝拥有的疆域最西曾经抵咸海之滨,最北曾经到达西伯利亚,最东曾经至萨哈林岛(库页岛),最南在北纬十八度;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但这并不是说唐朝的统一范围一直有那么大,因为它从来没有同时达到过这样的范围,而且达到最远点的时间是非常短的。例如,唐朝控制咸海以东是在龙朔元年(661年)后,但到麟德二年(665年)就撤到了葱岭,实际上只维持了三年时间。而那时还没有灭高丽,东部的边界仍在辽河一线。开元三年唐朝又扩展到葱岭以西,但灭朝鲜后在当地设置的安东都护府已退至辽西。天宝十载(751年)唐将高仙芝的三万大军在怛罗斯(今哈萨克东南部江布尔城)被大食(阿拉伯)击败,唐朝的疆域又退至葱岭一线。北方自贞观二十一年(647年)灭薛延陀,置燕然都护府,辖有今内蒙古洒套以北、蒙古和叶尼塞河上游和贝加尔湖周围地区。但到仪凤四年(679年)突厥再起就撤至阴山以南,也只维持了三十二年。所以尽管开元、天宝是唐朝的黄金时代,但它的疆域极盛阶段却已经过去,六都护府的控制大为削弱,有的已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

  

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朝倾全力对付,驻守西北的军队全部东调,吐蕃就乘机攻占唐朝西北部领土。到广德元年(763年)叛乱平息时,今陇山、六盘山和黄河以西以及四川盆地以西已成吐蕃领土,当年吐蕃还一度攻占了长安。开始时河西走廊有些地方还由唐朝的地方官守着,不久就完全陷落。

  

在西南,今云南全省、四川南部和贵州西部已被南诏占有,大渡河成了双方的界河。南诏还不止一次入侵四川,甚至攻入成都。而且西南的少数民族纷纷摆脱唐朝的统治,到唐末,今贵州、湖北西北部、湖南西部和广西西部都已不在唐朝管辖之下了。

  

随着渤海国的兴起和扩张,东北的疆域也已收缩到今辽宁中部。

  

大中二年(848年),沙州(治今甘肃敦煌西南)人张议潮驱逐吐蕃守将,收复沙州。到大中五年,张议潮率沙、瓜、伊、西等十一州归入唐朝。这样唐朝的西部疆域恢复到了今新疆吐鲁番地区,河西走廊和陇东、关中又连成一片。

  

但由于唐朝国力衰退,对边疆已鞭长莫及。当地汉人实力有限,因而陇右、河西的土地又陆续被吐蕃和回鹘夺去,只有瓜、沙二州始终为张氏所据,孤悬于中原之外。以后曹氏政权取代张氏政权,直到北宋时才灭于西夏。

  

在隋唐时期,中国境内还有好几个与中原王朝并存的政权:

  

突厥起源于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上游,后迁到今新疆天山北麓。5世纪被柔然征服,又被迁于阿尔泰山地区。但到六世纪中叶,空厥迅速强大起来,灭了柔然,建立起一个疆域广阔的汗国,其范围包括今内蒙古中西部、蒙古高原、贝加尔湖周围、西伯利亚南部、今新疆大部和中亚咸海、巴尔喀什湖以东的阿姆河、锡尔河、楚河流域。582年(隋开皇二年)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大致以阿尔泰山为界。

  

东突厥于630年(唐贞观四年)灭于唐。682年,骨咄禄自立为可汗,起兵复国,传至其弟默啜时脱离唐朝而独立,疆域大致恢复到被灭以前。但其内部部族众多,各有领地,统治很不稳定。末年国内大乱,744年(唐天宝三载)灭于回纥。

  

西突厥在统叶护可汗(?-630或628年)在位时疆域达到极盛。但在统叶护死后,汗国陷于分裂。659年被唐军破灭。

  

回纥(回鹘)在北魏时称袁纥,隋时称韦纥,大业年间(605-618年)因反抗西突厥,与附近的仆固、同罗、拔野古等部族结成同盟,总称为回纥。曾助唐朝灭东突厥、薛延陀、西突厥;灭突厥后即是到唐朝承认,基本继承了突厥的疆域。后因助唐平定安史之乱,与唐朝关系进一步密切。788年(唐贞元四年)起自行改称回鹘。以后又越过阿尔泰山向西扩展,取得天山以北地区,并一度进入中亚的费尔干纳盆地。回鹘的后期重蹈了突厥的覆辙,在内乱和天灾中,灭于在自己疆域内的黠戛斯。

  

亡国后的回鹘人大部西迁,其中主要的两支以后在天山东段建立了西州回鹘(高昌回鹘),在河西走廊中段建立了河西回鹘。另外一支回鹘人迁至葱岭以西的楚河流域,投奔葛逻禄,称葱岭西回鹘,在10世纪初与葛逻禄共同建立黑汗(喀喇汗国)。

  

吐蕃青藏高原上的各部族到七世纪初形成了三大势力--吐谷浑、苏毗(孙波、孙波如)和吐蕃。吐谷浑灭于隋朝,唐初复国,但在632年(唐贞观六年)再次被灭,成为唐朝的一部分。而吐蕃在其赞普(首领)松赞干布时期,征服了苏毗、羊同等部,又取得吐谷浑旧地,迁都逻些(一作逻娑,今拉萨),基本上统一了青藏高原。又向西征服了大、小勃律,向南取得了泥婆罗(今尼泊尔)等地。安史之乱后向东、向南扩张,在8世纪后期至9世纪初,疆域达到极盛:西起葱岭,东至陇山、四川盆地的西缘,北起天山山脉、居延海(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南至喜马拉雅山南麓。

  

8世纪后期发生内乱,国势转衰。到9世纪后,疆域大致维持在青藏高原。

  

南诏云贵高原上部族众多,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当地六诏(乌蛮的六个部分)之一的蒙舍诏在今云南巍山建立大蒙政权。8世纪初,吐蕃侵入云贵高原,威胁唐朝的西南。为了对付吐蕃,唐朝支持蒙舍诏首领皮逻阁统一了六诏,并迁至太和城(今云南大理南)。天宝年间皮逻阁并知了东爨和西爨。天宝九载(750年)反唐,次年击败前往征讨的唐军,从此脱离唐朝。

  

南诏在八世纪末迁都羊苴咩城(今云南大理),其极盛时疆域包括今云南全部、四川大渡河以南大部、贵州西部,以及缅甸北部那加山脉和萨温江以东、寮国北部等地。

  

902年(唐天复二年),权臣郑买嗣夺取政权,次年建大长和国。九世纪前期段思平取得政权,建大理国。

  

渤海高丽被灭后,其故将大祚荣被安置在辽西的营州(治所在今辽宁朝阳市)。以后契丹叛乱占了营州,大祚荣率旧部进入革未革曷地区,成了革未革曷人的首领。698年(唐圣历元年),大祚荣建振(一作震)国,以显州(今吉林敦化)为都。713年(唐先天二年)受唐封为渤海郡王,改称渤海。八世纪中叶,迁都

  

于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宁安西南东京城)。极盛时疆域西至今吉林农安、梨树,辽宁昌图、宽甸,东至于海,北至黑龙江鹤岗、同江、抚远及以东至海,南至辽宁丹东市东北至朝鲜龙兴江一线。

  

926年(契丹天显元年)为契丹所灭,改为东丹国,成为契丹附庸。辽太宗三年(928年)被迁至辽东,982年(辽乾亨四年)废。

  

分裂和分裂的继续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再也没有真正统一过,外族入侵、藩镇割据、武将叛乱、农民起事不断发生,但名义上唐朝依然存在,而且在某些阶段,藩镇势力受到打击,朝廷的权力有所恢复。到907年(天祜四年)朱温废唐昭宣帝自立,就连表面的统一也不复存在,进入了“五代十国”的大分裂时期。在此期间实际存在的独立、半独立政权还不止以上所列,但范围有限,存在时间也不长。

  

在唐末的天祜三年(906年),交州(治宋平,今越南河内)土豪曲承美驱逐了唐朝的地方官,自称静海军节度史。五代初期,南汉曾两次出兵取消静海军节度使,恢复了对交州的统治,但很快又被当地人逐走。939年,交州人再次驱逐南汉,由吴权称王。越南从此脱离了中国,尽管以后还接受南汉及中原王朝的封号,但实际上已逐渐成为中国以外的独立政权。

  

960年,赵匡胤通过兵变取代了后周,建立宋朝。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北宋消灭了最后一个割据政权--北汉,基本上恢复了唐朝后期的疆域。但是它的北界已经退至今山西中部、河北中部及天津市区一线。五代十国的结束并不是统一的到来,因为新建立的宋朝只是消灭了山西和南方的割据政权,却接受了与北方的辽朝的对峙局面,并且从来没有打算取消西南的大理国。以后,西北又建立了西夏。因此,辽宋时期仍然是分裂的继续。在女真人建立的金朝取代了辽朝以后,重现了南北朝的势态;同时还存在西夏、西辽、大理和以后崛起的蒙古。

  

1034年(宋景祜元年)西夏建国后,宋朝的西北界就大致稳定在今甘肃兰州、靖远、宁夏同心及陕西北部的山一线。

  

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到北宋后期的熙宁、大观年间,经过多次征伐和“招抚”,今四川南部、湖北西南、湖南西部、贵州东北和广西西部重新归入版图,设置了正式州县或羁縻州。

  

靖康元年(1126年),金军攻占开封,次年宋徽宗和钦宗二帝被掳北上,北宋覆灭。赵构(宋高宗)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南)即位,史称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升杭州为临安府,建为行在所(临时首都)。

  

与北宋相比,南宋的南部和西南边界并汉有什么变化,但北界却因金人的入侵而大大南移了。经过多次争夺和谈判,至绍兴十一年(1141年,金皇统元年),宋金议定以淮河为界。次年又将西部界线调整至大散关(今陕西宝鸡市西南)及今秦岭以南。以后虽有局部变动,但基本上稳定在这条界线。

  

据赵汝成书于宝庆二年(1226年)的《诸蕃志》的记载,当时澎湖列岛已隶属于福建路的晋江县。这标帜着大陆政权对海上岛屿行使管辖的加强。

  

与北宋、南宋并存的其他政权还有:

  

发祥于潢河(今沙拉木伦河和西辽河)流域的契丹人建立辽朝,1125年灭于金。

  

于阗唐后期以来成为独立政权,11世纪初的辖境约有今新疆且末、麦盖提、莎车以南地和帕米尔高原。北宋时灭于回鹘黑汗王。

  

黑汗(喀喇汗)10世纪末,楚河流域的葛逻禄(割禄)联合西迁后的一部分回鹘人趁伊朗萨曼不至王朝瓦解之际,取得了河间(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地带,建立黑汗(喀喇汗)王朝,定都于八剌沙衮(原苏联吉尔吉斯北部托克马克东南)。11世纪的疆域包括今新疆西部伊宁、塔城一带和塔什干和喀什一带,阿姆河中游达尔甘塔以东、锡尔河中段以东、巴尔喀什湖以南地。1140年归入西辽。

  

西夏宋雍熙二年(985年),党项族首领李继迁袭据银州,从此开始了与宋朝的对抗。明道元年(1032年)李德明死,子元昊继立;1035年(宋景祜二年)灭沙州曹氏政权,占有河西走廊。1038年(宋宝元元年)元昊称大夏皇帝,宋称为西夏。1227年灭于蒙古。

  

金1114年(辽天庆四年),女真首领完颜阿骨打以鸭子河(今权花江哈尔滨以西一段)一带为基地,起兵反辽。次年称帝,国号大金。至天会三年(1125年,辽保大王年)灭辽,五年(宋靖康二年)灭北宋。金灭辽后,取得了它的大部分疆域,但始终没能征服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民族。因此即使在金全盛时,它的西界也只到达今大兴安岭北段、蒙古乔巴山、蒙古二连浩特一线。以后随着蒙古的日益强大,金的边界不断后撤。贞祜二年(1214年),在蒙古的军事压力下迁都南京(汴京,今河南开封)。此后疆域日渐缩小,1234年亡。

  

西辽在辽覆灭的前夜,宗室耶律大石于保大四年(1124年)自立为王,率部西迁。在占据了西州回鹘和黑汗国旧地后,又向西扩展到阿姆河流域。1132年(一说1131年)在起儿漫(原苏联中亚布哈拉西北)称帝,以后建都于虎思斡耳朵(原苏联吉尔吉斯托克马克以东楚河南岸)。西辽的最大疆域包括今新疆全部,帕米尔高原以西至咸泫南的阿姆河西岸,巴尔喀什湖以东北至今蒙古西部。蒙古兴起后,西辽的东北部日渐为蒙古所占。1211年及蛮王屈出律夺取政权,但仍用西辽国号,至1218年为蒙古所灭。

  

大理937年段氏大理建立时,安全继承了南诏(大长和、大义宁)的疆域。进入宋代后,由于宋朝一直受到北方的军事威胁,无力经营西南,大理也一度接受宋朝的封号;双方相安无事,边界长期稳定。至1253年(蒙古宪宗三年)被忽必烈所灭,后置为云南行省。

  

吐蕃诸部仍处于分裂状态,除了与宋、西夏接壤地带的一些部族与之有军事冲突外,没有向外扩张的能力。

疆域空前的元帝国

  

13世纪初在中国范围内存在着七个分裂的政权或区域:蒙古地区、西辽、西夏、金、南宋、大理、吐蕃地区。这七个单位中,五个是由一个政权统治着的,其中又以宋、金统一程度最高;吐蕃和蒙古地区内部也是分裂的。但将这七个单位统一起来的历史任务却由蒙古完成了。

  

大约在此前的乃马真后三年(1244年),吐蕃宗教领袖八思巴的叔父萨斯迦班智达曾会见过蒙古的大将阔端,表示接受蒙古大汗的管辖;但一部分吐蕃贵族不愿服从蒙古。因此在灭大理后,蒙古军进入吐蕃,镇压了不服的贵族,完全控制了吐蕃地区。

  

从元朝开始,整个青藏高原成为中原王朝的一部分,与中国其他部分结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根据吐蕃地区普遍信奉喇嘛教的实际,元朝将它划归掌管全国佛教事务的机构--宣政院(至元初设时称总置院,二十五年改名)管辖;并根据当地需要设分院驻理。这些机构有的管理军事,有的办理民事,有的兼管军民。因此尽管元朝在吐蕃地区实行不同于汉族地区的政策,但同样建立了一整套行政和军事机构,行使着完全的主权。

  

除了今新疆地区的较大变动外,元朝的疆域是稳定的:在北方,西起今额尔齐斯河,东至鄂霍次克海。在东部,拥有今朝鲜半岛的东北部。在西南,包括今克什米尔地区以及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不丹、锡金等地,今缅甸东北部和泰国北部。

  

与汉、唐极盛时期的疆域相比,元朝不仅在面积上大大超过了它们,而且在控制程度上也远胜于它们。除了吐蕃地区以外,元朝在全国都设置了行中书省(简称行省),其中包括汉唐时从未正式设置过政区的阴山山脉和辽河以北地区。

退缩中的明朝

  

1368年(元至正二十八年),朱元璋在应天府(今南京)称帝,国号明。同年八月,明军攻占元大都,元帝北走。洪武十五年(1382年),明军平定云南。至此,除了元残余势力(北元)据有蒙古高原及其西北地区以外,明朝基本上继承了元朝的疆域。但明朝的疆域并不稳定,尤其是在北方和西南,处于收缩的趋势。

  

在东北方面,明初是以恢复元朝的疆域为目标的。特别是由于在朝鲜半岛的王氏高丽是亲元的,所以明太祖坚持以铁岭为界,在朝鲜半岛的东北部设置了屯驻军队的卫、所,与高丽发生过冲突。但到洪武二十五年,高丽由李氏取代,改而奉行亲明政策。因此明朝不再坚持在朝鲜半岛设置卫所,将这些卫所撤到鸭绿江以北,从此鸭绿江成了中国和朝鲜的界河。

  

在东北女真等部族地区,明朝陆续设置了一批羁縻卫、所,用以统治或控制当地民族。永乐七年(1409年)设置了奴尔干都司,管辖约三百多个羁縻卫、所;边境约包括今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流域,北至外兴安岭以北。永乐九年又征服了苦兀,辖境扩大到库页岛(萨哈林岛)。由于属于羁縻性质,所以都司对各下属单位的控制程度差异很大,同一单位前后也不一样。

  

在北方,为了打击和消灭元朝的残余势力,明军不止一次发动进攻。洪武时的北界推进到了今西辽河、沙拉木伦河、内蒙古克什克腾旗、查干诺尔、阴山山脉和贺兰山一线,并设置了不少卫、所。但以后陆续后撤,到宣德五年(1403年),在今北京、河北、山西境内的明朝北界已经退到了长城。在今陕西、宁夏和甘肃境内的明朝疆域也是以长城一线为北界和西界了。

  

明朝初年,安南发生内乱,黎苍篡夺了陈氏的王位,又以陈氏绝后欺骗明朝,获得了明朝册封。不久,寮国将故安南国王之弟陈天平送到,明朝于永乐四年(1406年)送陈回国,被黎氏所杀。于是明朝派兵攻入安南,俘获黎苍。在没有找到陈氏子孙的情况下,于永乐五年在安南设置了交趾布政使司,置为明朝的正式政区。

  

但是越南脱离中国已经有四百多年,并不存在重新并入中国的充分条件,明朝的统治受到当地人民的反抗。加上一些官员处置失当,更使冲突激化。尽管明朝不断采取军事镇压,还是无法支持下去,终于在宣德三年(1428年)撤销交趾政司。

  

明初,在云南布政使司下除了正式府州外,还设有南甸、干崖两个宣抚司和十个宣慰司,以后逐渐形成了“三宣(宣抚司)六慰(宣慰司)”。明朝对它们的统治方式和控制程序并不相同,但它们都是明朝疆域的一部分。“三宣六慰”的范围除了今国内部分外,大致还包括今缅甸那加山脉、亲敦江和伊洛瓦底江以东地,泰国和寮国的北部。

  

1531年(明嘉靖十年),缅甸东吁王朝建立,逐步统一缅甸,并不断进攻明朝所属的土司。至十六世纪三十年代,“三宣六慰”全部落入缅甸手中。明朝出兵反击,收复了部分失地,并加强了边区的防守。但“六慰”中除寮国之外都已为缅甸所有,明朝仅保住了“三宣”。至此,明朝在今国界外的疆域主要还有:伊洛瓦底江上游的迈立开江以东、今云南盈江县以北地,萨尔温江以东、缅泰边界以北地以及寮国、越南北部的一些地方;其中包括当时的里麻司所在的江心坡(迈立开江和伊洛瓦底江另一条支流梅开江之间地)和茶山司所在的片马(恩梅开江至高黎贡山间地)。

  

明朝初建,西藏的政教领袖乌思藏摄帝师喃加巴藏卜在洪武五年(1372年)遣使纳贡,第二年就亲自入朝,受封为炽盛佛宝国师。明朝曾多次派使者去西藏地区,并在今西藏大部设置了乌思藏都指挥使司,在今昌都地区东部、四川甘孜和青海西南部设置了朵甘都指挥使司,在今喀什米尔地区东北部和西藏西部设置了俄力思军民元帅府;在这些机构下还分别设有主管或兼管宗教、军事、民政的阐化、阐教、辅教、赞善、护教五王,大宝、大乘、大慈三法王,俄力思三王以及行都司、万户、宣慰司、招讨司、卫、千户所等。尽管在明朝中期因国力衰落,朝廷与西藏的联系不如前期密切,但始终掌握着西藏的主权,西藏一直是明朝疆域的一部分。

  

今新疆、内蒙古、青海和甘肃的一部分在明朝大部分时间都外于它的疆域之外,在这些地区建立的政权主要有:

  

别失八里1370年(明洪武三年)察合台汗国灭亡后其后裔所建,辖境包括今新疆除哈密和额尔齐斯河、乌伦古河以东北地区以外,境外巴尔喀什湖、塔什干以东和帕米尔高原。都城在别失八里城(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1418年(明永乐十六年)迁都亦力把里(一作亦力巴力,今新疆伊宁市),明朝人即将它改称为亦力把里。十六世纪后期,天山以北地区的东部已为瓦剌所占,其余也分裂为几部:吉利吉斯,在今巴尔喀什湖以东南一带;哈萨克,在今伊犁河流域;叶尔羌,在今塔里木河流域;土鲁番,在今天山以南东部和甘肃南部。

  

鞑靼、瓦剌鞑靼的名称始见于唐代中叶,是突厥统治下的部族,以后兴起的蒙古人是其中的一支。元亡后,明朝又将

蒙古高原东部蒙古成吉思汗后裔各部落都称为鞑靼。瓦剌,清以后称厄鲁特,本在叶尼塞河上游,被成吉思汗征服后成为蒙古的一部。明朝泛指蒙古高原西部和阿尔泰山一带的部族。

  

1368年(明洪武元年),元廷北走和林(今蒙古哈尔和林),1402年(明建文四年)取消国号,恢复部族,但各部不相统一。

  

1438年(明正统三年)以后,瓦剌首领脱颧统一了本部,进而征服了鞑靼,其子也先曾短期统一了蒙古各部。1454年(明景泰五年)也先死,瓦剌瓦解,各部又分裂。1480年(明成化十六年),鞑靼的达延汗出兵征服瓦剌,迫其西迁,又统一了蒙古各部。16世纪前期达延汗死后,再次出现割据局面。鞑靼疆域的南界已在明长城一线,东界也已越过大兴安岭至明辽东边墙一线。

  

统一疆域的最终形成

  

建立清朝的爱新觉罗家族是东北女真部落的一支,属于明朝建州卫的一部。明万历十年(1582年),努尔哈赤的祖父建州左卫都指挥觉昌安(叫场)、父亲建州左卫指挥塔克世(塔失)遭明军误杀。为了补偿他们的冤死,努尔哈赤被袭封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努尔哈赤次年就以祖、父的遗甲十三副起兵,从此开始征服建州女真其他各部、海西女真和东海诸部。至1616年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东)称汗,建大金,史称后金。

  

后金天命二年(1617年,明万历四十五年),努尔哈赤兴兵反明,接连大败明军。以后,不仅不断攻占明朝在山海关外的据点,还多次越过长城,威胁北京。十年,迁都沈阳,称盛京。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登位,改国号为清。到崇德八年,清朝的疆域已经扩大到明长城以北,包括今内蒙古、东北和境外外兴安岭以北、东至萨哈林岛(库页岛)间的地区。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清顺治元年)三月,李自成进入北京,明亡。明驻守山海关的宁远总兵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击败李自成军。五月,清军占领北京。九月,福临(清世祖)到达北京,十月即皇帝位,北京成为清朝的首都。清军分路进攻明朝残余势力和李自成、张献忠的军队,到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军占领云南,南明桂王(永历帝)逃往缅甸。至此,除福建厦门、金门等地还在忠于明朝的郑成功手中外,清朝已经拥有明朝的全部疆域了。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军进攻台湾,郑成功之孙郑克爽投降。次年,清朝在台湾设府、县、总兵等官,隶属于福建省。从此,长期由当地人民自治的台湾岛由大陆政权设置了正式政区。

  

在十七世纪初,漠北的喀尔喀蒙古分为三部:土谢图汗、车臣汗和札萨克图汗。1688年(清康熙二十七年)三部发生内乱,准噶尔王噶尔丹乘机入侵。三部联合抵抗,但领土仍被噶尔丹侵占,只得南迁漠南(今内蒙古),向清朝求援。康熙二十九年噶尔丹进扰漠南,康熙下令亲征,开始了对噶尔丹的全面反击。

  

准噶尔是瓦剌的一部分。瓦剌在十七世纪初分为杜尔伯特、准噶尔、土尔扈特、和硕特四部,先后并吞了亦力巴里、吉利吉斯、哈萨克、叶尔羌、土鲁番诸部。其中和硕特部的固始可汗一支,自今新疆乌鲁木齐一带迁至今青海和套西(河套以西,今内蒙古蹬口以西地),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率兵进入西藏,灭了藏巴汗,与五世达赖共治西藏。准噶尔部兴起后,强占了和硕特原有的自今伊犁至乌鲁木齐的牧地,迫使土尔扈特部从塔尔巴哈台附近的雅尔(原苏联哈萨克塔匀巴哈台山以南、阿拉泊以北一带)西迁到额济勒河(今伏尔加河)下游,胁迫杜尔伯特部(原在额尔齐斯河上游)中的辉特部迁往塔尔巴哈台。到17世纪70年代以后,准噶尔部实际上控制了其他三部(土尔扈特西迁后为辉特部),占有的地域包括今新疆、西藏、青海、四川西部、甘肃西部和北部以及境外西起收尔喀什湖、帕米尔高原,东至蒙古高原的广大范围。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清军在乌兰布通(今内蒙古赤峰西北)大败噶丹。次年,康熙至多伦抚慰喀尔喀各部,并正式任命各部首领,编审成旗,建立了与内蒙古一致的行政区划。三十五年,康熙帝再次亲征,大破噶尔丹军,收复了蒙古高原,喀尔喀三部回到漠北。至此,内外蒙古完全统一于清朝。

  

当时,噶尔丹之侄策妄阿拉布坦占有阿尔泰山以西各地,受到噶尔丹压迫的和硕特部青海各部乘机脱离噶尔丹。康熙三十六年,清军继续深入,噶尔丹自杀。三十七年,和硕特部固始汗第十子达什巴图尔降清,青海和套西归入清朝版图。

  

在清朝统一蒙古之前,蒙古和西藏的关系已经相当密切了,这是由于从16世纪开始喇嘛教在蒙古地区的流传。喇嘛教早已流行于今青海地区,所以在蒙古的阿勒坦(俺答)汗(1507-1582年)占领青海地区以后,喇嘛教就传到了蒙古人中间。阿勒坦汗迎来宗喀巴的三传弟子索南嘉错,尊为达赖喇嘛(三世)。又将他迎至归化(今呼和浩特西南)传教。从此,喇嘛教格鲁派教)就在东西蒙古广泛传播。三世达赖死后,阿勒坦汗的曾孙被认定为转世灵童,立为四世达赖。以后他派了一位大喇嘛去蒙古主持教务,成为以后世代相传的蒙古活佛。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清崇德七年),蒙古和硕特首领固始汗进入西藏,配合五世达赖灭藏巴汗,驱逐了后藏的红教。1654年(清顺治二年),固始汗尊黄教领袖罗桑却吉坚赞为四世班禅(前三世出于追认),驻后藏扎什伦布寺。至此,在宗教上,黄教统一了蒙古和西藏;在政治上,蒙古统一了青藏地区。由于漠南蒙古早已归属清朝,西藏与清朝的联系也开始于清朝入关之前。固始汗入藏后,就与达赖、班禅共同遣使朝清。顺治四年(1647年),清朝派官员到达西藏,册封班禅为金刚上师。九年,达赖到达北京朝见清世祖,次年受清朝册封为“达赖喇嘛”。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派侍郎赫寿信藏协助拉藏汗管理地方事务。五十二年,五世班禅被封为“班禅额尔德尼”。西藏政教合一的统治体制得到了清朝的正式承认,清朝在西藏的统治也得到确立。

  

噶尔丹死后,清朝让策妄布坦领其余众,停止了军事行动。策妄阿拉布坦乘机扩张,据有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和和硕特各部的统治权,自立为准噶尔汗。康熙五十六年,准噶尔的策零敦多布率军六千从伊犁经阿里偷袭拉萨,杀拉藏汗,囚禁了拉藏汗所立达赖。五十七年,清军自青海入藏,但在那曲遭准噶尔军围攻,全军覆没。五十九年,清军从青海和四川两路入藏,原拉藏汗政权的官员也起兵响应,同年八月消灭了准噶尔军,西藏平定。

  

雍正六年(1782年),清朝在西藏设置了驻藏办事大臣衙门,统率驻藏官兵,督导地方行政。乾隆下六年(1751年)设立西藏地方政府--噶厦,规定凡重大行政事务及藏官的任免、藏军的调动等均应由噶厦请示达赖和驻藏大臣办理。在五十七年(1792年)击退了入侵西藏的廓尔喀军后,又在次年制定了《藏内善后章程》,确定了驻藏大臣的地位及其全面督导藏内事务和统一处理涉外事务的职权,规定达赖、班禅及各地格鲁派大知佛转世时用金瓶掣签(将最后的候选人名字放在一个金瓶中抽签决定)办法并必须受大臣监督,自噶伦(噶厦的最高官员)以下僧俗官员必须由大臣任免;《章程》对西藏的官制、军制、司法、财政、边防、差役、及对外事宜都作了明确的规定。

  

雍正五年,策妄阿拉布坦死后,子噶尔丹策零继位,又不断侵扰哈密、喀尔喀蒙古等地。清军虽多次取得胜利,但一直没有能够彻底平定。乾隆十年(1745年)噶尔丹策零死后,准噶尔发生内乱,势力逐渐衰落。乾隆十八年,准噶尔的阿睦尔撒纳袭杀剌麻达尔札,推达瓦齐为汗,车凌乌巴什率部降清。十九年,乾隆决定趁机进兵,以结束数十年水了的战争。阿睦尔撒纳又与达瓦齐相攻,失败后率部降清。次年,清军分兵两路,不久进占伊犁,准噶尔部基本平定。但阿睦尔撒纳又发动叛乱,而清军因天寒撤退,阿睦尔撒纳重新控制了准噶尔。乾隆二十二年清军再次进入伊犁,天山北路从此纳入清朝疆域。阿睦尔撒纳逃往俄国,不久病死。

  

原来在准噶尔统治下的回(维吾尔)部首领大小和卓木企图割据自立,清朝在乾隆二十四年攻下喀什噶尔和叶尔羌,大小和卓木逃往巴达克山部后被杀,天山南路也告平定,清朝统一中国的大业至此完成。

  

在这以前的康熙二十八年(1698年),清朝与俄国订立了《尼布楚条约》,确定了中俄东段的边界是外兴安岭和额尔古纳河。雍正五年,清朝与俄国签订《布连斯奇界约》和《恰克图条约》,规定了东起额尔古纳河及其支流开拉哩河(今海拉尔河相交处的阿巴该图,经恰克图(原苏联境内的恰克图和蒙古境内的阿尔丹布拉克),西至沙必乃达巴汉(一作沙宾达巴哈,原苏联西萨彦岭西北)的边界走向。

  

从秦始皇灭六国,开疆拓土,建立秦帝国开始,经过了近二千年,中国终于形成了一个北起飞萨彦岭、额尔古纳河、外兴安岭,南至南海诸岛,西起巴尔喀什湖、帕米尔高原,东至库页岛,拥有一千多万平方公里国土的空前统一的国家。

  

内乱外患,国土沦丧

  

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以后,列强侵入中国,用武力迫使清朝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了中国的大片领土;甚至连条约也不签订,凭借实力造成既成事实。

  

中国失地最多的是在中俄边界。中俄《尼布楚条约》中将两国边界最东段乌第河以南一块列为“待议地区”,没有划定归属。俄国的势力扩张到远东后,便不经过任何谈判就占据了这一地区。库页岛一直是清朝的领土,但清朝只接受当地人的朝贡,从来不加经营,以至在俄国和日本都侵入该岛的还一无所知。直到1850年(道光三十年)俄国单方面宣布库页岛为俄国领土也未加过问。1858年(咸丰八年),通过《瑷珲条约》,俄国夺取了黑龙江北岸的土地。1860年的《北京条约》,俄国获得了《瑷珲条约》规定为“共管”的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并且规定库页岛上的“土人”不能再过海向清朝纳贡,实际上承认了俄国对该岛的占领。在黑龙江瑷珲(今黑河市)的东岸,有一片汉人聚居区,称为江东六十四屯,《瑷珲条约》规定仍归中国所有,条约签订后还划定了界线。但到1900年俄国占领东北后,用烧杀手段驱赶中国居民,强占了这块地方。

  

1868(同治七年),俄国吞并了中亚的浩(霍)罕和布鲁特。1870年,又趁阿古柏叛乱之际,占据了中国的伊犁。光绪三年(1877年),清朝出兵平定新疆,要求俄国退出伊犁。俄国以改订《北京条约》的有关条款为撤退的条件,逼清朝签订了《伊犁条约》,使中国丧失了更多的领土。根据这两个条约而进行的勘界产生了十一个具体的界约,到1884年(光绪十年)确定了从沙必乃达巴汉到乌孜别里山中的中俄边界线,大致就是今天的中苏边界。这条界线以西至巴尔喀什湖、阿亚古斯河之间的数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从此不再为中国所有了。

  

在平定阿古柏叛乱时,刘锦棠进入帕米尔高原,将八个帕(当地地名,指以谷地为中心的地区)中的六帕收回。1884年后,俄国继续向南扩张,英国也通过其保护国阿富汗侵入帕米尔。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英、俄两国在伦敦订约,瓜分了属于中国的帕米尔大部,中国内剩下一帕(今新疆塔什库尔干县)。

  

此外,香港从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起被割让给英国,以后又增加了九龙的一部分。英国和葡萄牙还“租借”了九龙的大部和澳门。英、法帝国主义在它们维持殖民统治的印度、缅甸、越南等国与中国的边界用种种手段侵占中国的领土。甲午战争失败后,根据中日《马关条约》,台湾和澎湖在1895年被日本占据,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才由中国收回。

  

1851年兴起的太平天国与清朝对抗了十四年,波及十余省,并以天京(南京)为首都了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太平天国政权的疆域包括今江苏、安徽、江西、浙江、湖北的大部分或一部分,临时占据的地区更多。在此期间,清朝内部处于分裂状态。

  

在太平天国政权被消灭以后,清朝对内的统一并没有真正恢复。一方面,列强在沿海地区设置租界,划分了势力范围,建立了一个个国中之国。对这些地区,清朝的统治权已经部分或全部丧失。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对地方的绝对控制已成为过去,在镇压太平天国、捻军、西北“回乱”中膨胀起来的汉族武装与地方实力的结合,形成了一股足以与朝廷抗衡的政治、军事、经济力量。在列强的支持、利用和操纵下,不时出现与朝廷分庭抗礼的局面。到了末年,北洋军阀和地方实力派实际上已经掌握了清朝的大部分权力。

  

以上的分合大势可以说是中国史的常识,并没有什么异议。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可以作一个粗略的统计: 历代统一时间起讫表

第一标准统一时间    第二标准统一时间
221bc-209bc(秦)
108bc-22ad(西汉)
50ad-184ad(东汉)
280ad-301ad(西晋)
589ad-616ad(隋)
630ad-755ad(唐)
1279ad-1351ad(元)
1382ad-1644ad(明)
1683ad-1850ad(清)
1759ad-1840ad(清)

  合计  81年      950年

如果以历史上中国最大的疆域为范围,统一的时间是八十一年。如果把基本恢复前代的疆域、维持中原地区的和平安定作为标准,统一的时间是九百五十年(详见上表)。这九百五十年中有若干年,严格说是不能算统一的,如东汉的中期、明崇祯后期等。

  

如果以秦始皇灭六国的公元前二二一年至清亡的一九一一年为计算阶段,第一标准的统一时间占总数的百分之四,第二标准的统一时间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

  

如果从有比较确切纪年的西周共和(公元前841年)算起,前者约占百分之三,后者约占百分之三十五。

北京作为基本统一国家首都时间:252年;洛阳作为基本统一国家的首都时间:233年;西安(含咸阳)作为基本统一国家首都时间:221年;开封作为基本统一国家首都时间:147年;南京作为基本统一国家首都52年。

第三章 分合的标准

一 何为统一

为什么以上计算出来的统一时间要比传统的说法短得多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统一的解释标准不同,或者说对统一的含义有不同的理解。

“统一”的本义

统一的真正含义是什么?我们不妨追根寻源作一番讨论。

统,原来是指丝的关绪。《淮南子。泰族训》中有这样一段话“茧之性为丝,然非得工女煮以热汤而抽其统纪,则不能成丝。”(茧子是丝构成的,但如果不是由缫丝的妇女把它们放在热水抽出头绪来,就不能成为丝。)由此派生出把种种分散的事物集中到一起,归于一致,将各个部分合成为一个整体这一意义的“统一(壹)”一词。

“统一”的原意并不是专指某一事物。如《汉书。董仲舒传》的赞中说“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那是指学说、学术思想。《汉书。西域传》赞中“西域诸国,各有君长,兵众分弱,不相统一”;以及《后汉书。隗嚣传》中“帝知嚣欲持两端,不愿天下统一”;则专指国家和“天下”,实质上是就政权而言的。

毫无疑问,我们所要讨论的统一是指国家之间或政权之间、一个国家或个政权内部在政治上的一致、集中及结合为一个整体,而不是文化、民族、语言、风俗、经济、思想、宗教、血统甚至地理环境等等的一致性或整体性。说明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人所指的统一并不是本书所要讨论的范围。当然,我并不认为其他方面的统一与国家的统一毫无关系,或者认为政治上的统一可以孤立于其他方面的统一之外,但两者毕竟是不同的方面,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正统僭伪之争

中国的历史不应该只是王朝的历史,更不应该只是中原王朝或汉族王朝的历史。我们应该站在今天的、中华民族的、客观的立场上看待历史上的一切政权和它们之间的关系,而不能囿于封建的、正统的、汉族的观念。

例如北宋期间,用宋朝的标准或正统的标准看当然可以算是统一的,契丹人的辽朝是“虏”,是“僭伪”,可以置之不理。但事实上,辽(契丹)和北宋应该具有同等地位,因为:第一,辽(契丹)建国比宋朝还早,宋朝从来没有征服过它,连形式上的从属关系都没有存在过,相反的,北宋不得不承认它是一个对等地位的邻国。第二,辽的疆域相当辽阔,而它的一部分即使按当时的标准看也应该是中原或中国。它有相当大的农业区,汉族占总人口的多数。第三,辽的文化和政治制度虽然还保持着游牧民族的特色,但基本上接受了汉族的和中原王朝的模式,与宋朝和中国的其他政权有很多共同之处,所以早在元朝修史时已将《辽史》与《宋史》、《金史》并列,承认它是中国的一个政权。第四,北宋远未恢复唐朝的疆域,已没有能力消灭业已存在的大理、沙州曹氏政权,中间又形成了西夏政权,完全是几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因此用中国的标准、客观的标准进行分析,北宋时期是以宋、辽对峙为主,几个政权同时并存的阶段,而不是一个统一时期,它与南北朝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朝代的起讫与统一的始终

不能认为某一个皇帝登位建元,统一就已经实现,也不能将某一朝代的残余势力存在的时间当作统一的延续。

例如:传统上将西汉的开始时间算在公元前206年的汉元年,实际上当时刘邦还承认名义上的君主楚怀王(义帝)和事实上的盟主项羽,他的基地只有今四川盆地和汉中盆地,不过是十九个诸侯中的一个,怎么能说统一从汉元年就开始了呢?即使在刘邦消灭了项羽以后,分裂也远未结束,在原来秦朝的版图之内就存在着不止一个政权,汉朝朝廷能控制的范围相当有限,又怎么谈得上统一呢?

又如东汉,虽然刘秀在公元25年就称帝建元,但那时不过是几种割据势力中的一支,也不是最大的一支,实际控制区仅有太行山以东、黄河以北的一片,当然不能作为统一状态的开始。而到中平元年(184年)黄巾军起,割据分裂已成事实。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战后,三国鼎立的形势已经形成。难道能因为汉献帝这个傀儡还存在到延康元年(220年)就认为东汉的统一也维持到了这一年吗?

称臣纳贡与天下一统

统一应该是实质性的,而不是名义上的。应该是统一者和被统一者双方都接受的,包括被统一者被迫接受的;而不是一厢情愿的,或者是后人追认的。以前往往将向某一政权“称臣纳贡”作为接受统一或归属的标准,至今仍有不少人对此津津乐道,觉得非如此不足以说明边疆对中原的关系。其实,对“称臣纳贡”要作具体分析,不可一而论。可以肯定,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不能算作统一的证据的。

小国与大国 如朝鲜、越南在建立自己的独立政权后,除了少数年代外,始终是向中国称臣纳贡的,在形式上连新君即位都必须向中国报告以便得到认可。但实际上,朝鲜和越南都有自己完整的国家机构,它们的内政不受中国的干涉。它们对中国的称臣主要是出于对大国的敬畏和文化上的传统习惯,以便获得安全的保证和合法的延续性。在经济上,朝贡也不存在剥削与被剥削关系,进贡与赏赐往往是后者价值高于前者,至少是等值的。

又如日本早在东汉初就接受过“汉倭奴国王”的印,以后也不断渡海“朝贡”,但能说日本曾经被中国或哪个中原王朝统一过吗?

的确也有政权在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后会完全服从朝廷的旨意,自愿居于从属地位。但它们一般都保留了内部的政权机构来处理自己的事务,中原王朝只把它们当作归附的外国,而不是自己政区的一部分。如西汉后期匈奴投降汉朝,单于亲自进长安朝见,接受汉朝官员的临护,但双方都遵守“长城之内天子有之,长城之外单于有之”的原则,一般都不进入对方的领土,也不作任何领土的调整。所以尽管有这样的臣服关系,也不能说明汉朝已统一了匈奴,或者认为汉朝的疆域应该包括匈奴在内。

以称臣纳贡为手段的通商贸易历史上有不少游牧民族和外国的商人,为了获得必要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或者就是为了做生意牟利,往往会以进贡作手段,换取中原王朝的赏赐。这是由于民间贸易常常被中原统治者禁止,或者得不到合法的保护,经济利益也得不到保证。而以进贡的形式不仅迎合了统治者的自大心理,而且在经济上有厚利可图。

另一方面,历来中原王朝的统治者都以世界为中心自居,认为本国是世上最富足的国家,无所不有,不必依靠外人,所以一贯不重视对外贸易和经济行动。而且中国统治者如果公开购买外来物品,既有损于自己至高无上的尊严,也将受到恪守儒家信念的臣子和读书人的批评和规劝。但对远道而来贡献的臣民,一则是为了嘉勉他们的“忠诚”,一则是为了显示天朝物力的富厚,是从来不计较经济利益的,无不给予加倍的赏赉和周到的款待。有时甚至“恣其所欲”,打开仓库,听凭挑选,爱什么就自己拿什么!打着“进贡”旗号的高人不仅可以享受“贡使”的待遇堂而皇之地进出,而且可以获得大大超过贡品的赏赐。统治者既满足了妄自尊大的虚荣心理,又可以名正言顺地享用各种“贡品”,自然很欢迎这种“进贡”。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完全没有对外贸易的记录,“贡使”却不绝于道的真实原因。

倒是有时一些小国“进贡”的积极性实在太高,天朝再富也受不了,因此不得不规定若干年一次或一年若干次以及每次的人数、贡品的数量,否则不予接待。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接受这种“进贡”实在都是赔本的买卖。但无论次数、人数的多少,这与领土归属和政治统一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要说这些“进贡”都代表了进贡者所在的国家,并且这些国家都成了中原王朝的属国,岂非天方夜谭?

中国统治者的一厢情愿对方完全是以平等身份派来的外交使节或贸易代表,而中原王朝却非要称之为朝贡,这只能说明中原王朝统治者的妄自尊大和愚昧无知。中原王朝往往利用文字翻译,篡改对方公文的含义,维持天朝大国的神话。例如在乾隆年间,暹罗(泰国)使节带来的表文,根据泰国宫廷档案第十三号表文底稿是这样写的:“室利阿瑜陀耶大城国这胜利君主,依与北京朝廷之邦交,及敕正使。。。,敬具金叶表文及方物,……循旧例前来进贡于大清国皇帝陛下。”表文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根据当时的惯例,只有称“进贡”才能被清朝接受。不过从表文的内容我们也不难看出,暹罗只是“循旧例”保持着对清朝这个大国的尊重态度,它只承认自己小国的地位,却丝毫没有称臣或放弃独立地位的意思。但经过广州总督的翻译,表文成了:“暹罗国长臣郑昭,诚惶诚恐,稽首顿首,谨奏请大清国大皇帝陛下”。根据这一译文,岂不是也可说暹罗国王自己承认是清朝的臣子,因此暹罗也是清朝的统治区了吗?

在鸦片战争以前,几乎没有哪个国家的使者来到中原王朝而不被称为来朝贡的。如在《明史。外国传》中就充斥着这一类记载:榜葛剌(孟加拉),“永乐六年,其王霭牙思丁遣使来朝,贡方物,。。。七年,其使凡再至,携从者二百三十余人……自是比年入贡。十年,。。。使者告其王之丧,遣官往祭,封嗣子赛勿丁为王。”木骨都沙(今非洲索马里摩加迪沙一带),“永东十四年遣使与不剌哇、麻林诸国奉表朝贡。”拂林(意大利),洪武年间“复命使臣普剌等赍敕书、彩币招谕其国乃遣使入贡。”今天大概谁也不会相信,这些国家或地区都曾经是明朝的属国。

在鸦片战争前不久修成的《大清一统志。外国》中仍然有这样的记载:俄罗斯,“康熙十五年,察汉汗又遣使进贡,表言俄罗斯僻处远方,不谙中华文义及奏疏礼仪,两次抒诚,致多缺失,今特敬谨奉贡,希祈矜宥。上准其纳贡。”(至嘉庆十八年)“其事天朝,极为恭顺焉。”英吉利,(嘉庆)“二十一年,英吉利国遣使入贡,赐国王白玉如意一柄,翡翠朝珠一盘,敕谕一道,以示怀柔。”谁都明白,18、19世纪的俄国和英国绝不是中国的统一范围,说俄国“极为恭顺”和英国“入贡”更是天大的笑话。由此来认识中国史书中的称臣纳贡,至少可以避免一些类似的误解。

羁縻政权 所谓“羁縻”,就是一方面要“羁”,用军事手段和政治压力加以控制;另一方面用“縻”,以经济和物质的利益给予抚慰。羁縻政区的起源是中原王朝在少数民族聚居区或新征服区实行的特殊政策。在这些地区,虽然也和正式政区一样设置州县,但一般不征收赋税徭役,不派遣行政官员,而由当地部族的首领世袭,治理自己的内部事务。正因为实行特殊的政策,所以同样是羁縻政区,情况却有很大的差别。

第一类是受中原王朝的管辖时间较长,政区范围明确而稳定,它们往往处于正式政区之间或附近,当地的首领完全听命于中央政权或地方官。这些政工除了不登记户籍、不直接征收赋税以及土官世袭外,与正式政区并无太大的区别。这类地区当然可以看作该王朝已经统一的一部分。

第二类是对中原王朝时叛时服,或者同时接受不同政权的任命,或者在接受羁縻后辖境已有很大的变化。对这些地区不能一概看成与正式政区一样,而应该根据它们的具体时间、范围和政治态度来决定。

第三类是处于正式政区的边缘,或者远离正式政区,或者接受羁縻区名义的对象是游牧或迁移民族。这类政区大多是名不符实的,有的就是对称臣纳贡对象的赏赐品。有时某一部族或某一派人到边境政府或中央政府进贡,朝廷或地方官就授予一个羁縻州或都督、刺史的名义。实际上,地方官或中央政府很可能连这个部族和这个政区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更谈不上进行有效的统治了。还有的部族在甲地受了某州刺史的称号,以后却流动到乙地甚至丙地去了。如果因为该部族有某州刺史称号,就认为他们到过的地方都是王朝的疆域,那岂不成了笑话?有的羁縻政区甚至是语言差异和翻译错误的产物,有的非汉部族第一次来时被译成一个族名,被授予一个羁縻政区;下一次来时却被译成另一个族名,于是被当作一个新“归顺”的部族,再授予一个羁縻政区。

由于羁縻政区不统计户口,不征发赋税徭役(有的只固定上交一定的土产或派出一定数额的劳役),所以也不排除其中有一些根本就是地方官杜撰或因循的可能。因为广置羁縻州县可以显示他们绥抚蛮夷的政绩,而不必像虚报户口那样要同时承担增加的赋税份额。还有的地方官只是照抄前朝档案中的羁縻单位,根本不问这些单位是否还存在。如果我们根据这些乌有子虚的政区来确定这个政权的统一范围,那就不仅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会遇到无法克服的障碍--天知道那些政区在什么地方。

唐宋时代普遍设置羁縻政区的区域大多是经济文化落后、地广人稀或山高林密的地方,可是如果我们把史书上所载的那些羁縻单位统计出来的话,往往会发现它们的数量和密度不仅大大超过了同时代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地区,而且高于现在当地县级或乡镇级行政区。这种奇特的现象只能从它们设置的背景寻找答案。

汉唐典章与统一

统一的主要标准应该是政治上的服从和一致,而不能仅仅根据制度上的相似和文化上的类同。由于中原地区长期处于经济和文化上的领先地位,所以占有中原地区的政权一般都具有比较完善的制度和比较先进的文明,对周边的政权和民族会有很大的吸引力。这些政权学习中原的文化、技艺,模仿中原王朝的政治制度,甚至完全接受汉族文化,也是毫不奇怪的。但如果因此就认为这些政权就是中原王朝的一部分,或者说这些国家就被中原王朝统一了,那就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日本、朝鲜、越南三国。

隋唐时代日本学习中国制度、文化的热情空前高涨。在隋朝37年间,日本派来五次隋唐使。在唐朝的贞观四年至大和八年(630-834年)这二百零四年间,派来了18次遣唐使,其中十六次到达中国。人数由初期的每次250人增加到500人左右(包括水手)。当时,日本几乎是“全盘唐化”,从均田制、租庸调制、律令格式(包括内容与形式)等典章制度,到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无不向中国学习。奈良时代沿袭中国典章制度,实现了有名的大化革新。日本用来表达本国语言的两套字母(假名),是分别由汉字的楷体偏旁和草体全形构成的。镰仓时期(1192--1333年)开始出现所谓“和汉混淆文”,在日文中杂以大量汉文词汇,最后形成今天的日语。据统计,日本语汇中一半以上来源于汉语。

朝鲜半岛上统一的新罗王朝(668-935年)和高丽王朝(918-1392年),其典章制度基本也是仿效中国的。高丽王朝前期沿用唐朝的法律,后期杂用元明律。李氏王朝(1392-1910年)则完全用明律。汉文长期作为正式文字使用,历代最重要的史书,如《三国史记》、《高丽史》、《李朝实录》,全部是用汉文写成的。最早表达朝鲜本国语言的“吏读”和创造于15世纪中叶、今天仍然使用的拼音文字“谚文”,也都是参考了中国文字声韵之学而制定的。至今朝鲜的一级政区称为“道”,就是沿用唐朝的政区名称。

五代时越南独立以后,其典章制度也仿效中国。14至18世纪这五百年间沿用唐律、明律,19世纪以后又参用清律,并仿照清朝的政书《大清会典》而制定了《大南会典》。为了表达本国语言,越南在13、14世纪之交创造了“字喃”,仍沿用了汉文字的造字方式。在字喃出现后,越南的知识分子仍习惯用汉文写诗作文,主要史书如《大越史记全书》、《大南实录》等都是用汉文写成的。但是这一切并不能证明日本、5世纪后的朝鲜和10世纪后的越南就不是独立国家,而应该统一于中国了。

有人甚至以出土文物为证,说明某地当时的归属。例如,在新疆出土的汉文文书、南方出土的中原器物,都曾经被作为这些地区已归入中原王朝版图的物证。其实,这些发现如果用于说明文化传播、经济往来、交通运输、民族关系等自然是极好的物证,但与国家的统一又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呢?

又如有人提出早在多少年之前中国人就到了某地,这对于研究旅行史、抢险史、航海史、文化史或者气象史、地理学史等当然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人到了不等于占领,占领了土地也不等于就是这些母国的一部分。即使能够找到某国某地的人口主要来自古代中国,也不等于找到了统一或归属的证据。大家都知道,欧洲的不少君主曾经是同一个家族的成员,甚至是同胞兄弟,有些国家的人民基本是同一民族;但这些国家却从来没有被认为是统一的。

而且以此类推会得出十分危险的结论:墨西哥可以被当作历史上中国的一部分,因为那发现的中国瓷器数量甚多;而西安也有属于古代波斯的可能,因为那里出土了波斯银币也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赫赫武功与统一

统一也不是兵威所及或短期的军事占领。在历史上无数次战争中,一个政权的军队深入到对方领土是常有的事情,但只要没有实行有效的占领和统治,就不能认为这些地区已经纳入了征服者的领土。中原王朝对边区用兵或远征外国时会远远地越过自己的疆界,边疆政权特别是游牧民族也会深入中原王朝的内地,但仅有这些短暂的军事行动,还不足改变政治地图。

西汉对匈奴的战争中,汉军曾挺进到漠北今“蒙古共和国”北部,匈奴的军队也一度深入到今陕西省的中部。唐朝的军队到过黄河源头,而吐蕃的军队还占领过唐朝的首都长安。但历史学家不会因此就认为西汉的疆域应该包括蒙古高原,匈奴的领土可以南至陕西中部。同样我们也不能认为唐朝已经统一了黄河源头地区,或长安应该入吐蕃的版图。

以前曾经有人将孙权和隋朝派军队到台湾去作为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证据,实际上是适得其反。因为在《三国志》的《吴主传》中讲得很明白,黄龙二年(230年),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颤州……(颤)洲所在极远痤不可至,但得夷州数千人还。”第二年,“卫温、诸葛直皆以违诏无功,下狱诛。”孙权的目的只是为了掳掠人口,以增加自己的兵力,结果是得不偿失,所以把带兵的将军也杀了。说卫温、诸葛直“无功”不假,要说他们“违诏”可真是冤枉也!但不如此又怎么挽回孙权的面子?《隋书。炀帝纪》记载了大业六年(610年)击流求(台湾)的具体成果是“献俘七千余口”;而同书的《东夷传》所说仅“掳其男子数千人”。这些史料只能证明当时的大陆政权还没有统治到台湾,而且对台湾的情况也了解甚少,所以才会贸然出兵,去干那种掳掠人口的蠢事。

如果把上面这几种情况加以分析,确定它们的实质,那末传统说法中的统一就会失去很多水份,在时间和空间上就会缩小不少,也就比较符合历史事实了。这样,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就有了比较一致的标准。

二 何为分裂

所谓“分裂”,也有加以区别的必要。

分裂是对统一而言的,如果没有统一,也就谈不上分裂。已经统一了的政权变成几个,或原来属于该政权的一部分脱离了,独立了,可以称为分裂。但从来就存在的、不属于该政权的地区或政权就谈不上是什么分裂。

从前面的叙述中已经可以看出,无论是中国的地域概念,还是中原王朝的疆域,总的趋势是逐渐扩大的,但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变化,这些变化就不是用统一和分裂这样简单而绝对的划分所能归纳的。

合中之分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并不存在一个基本统一的政权,也并不存在一个主要的、足以影响其他地区的政权。夏、商、周的统一无论从地域范围来说,还是从统一的程度来说都是很有限的,并不像儒家经典中所描述的那样完美。西周的分封就是这种实际上并不统一的局面的反映。因为在事实上,只有承认各诸侯国实际上的独立,才能维持周天子名义上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春秋战国诸侯的纷争,固然有周天子权力式微的因素,但主要却是这种实际上已经存在的独立性的表面化。下因为如此,春秋战国并不是一个分裂的过程,相反,是一个由高度分裂发展到高度统一的过程。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证明:第一,数以千百计的诸侯国逐渐减少,最终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人们往往只承认秦灭六国是统一战争,却看不到春秋时消灭了那么多的国,战国消灭了那么多的国也是一个统一的过程。有时表面上看来是国家增多了,如一家分晋,一个晋国变成了韩、赵、魏三国。但三国的分裂只是晋国内部业已存在的分崩离析的表面化,而且三国发展的结果也大大超过了晋国原来的范围,对以后的统一同样起了扩大基础的作用。

第二,统一从形式变成了实际。秦始皇的权力同那怕是最有权威的周天子相比都已不可同日而语,但这种变化不是突然发生的,春秋战国期间各诸侯国的发展是这一变化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秦朝作为一个统一国家所实行的基本制度,如赋税、户籍、郡县等等,在战国时已在不少国家形成并会诸实施,有的在春秋时已具雏形。第三,实际上的统一范围大大超过了以往名义上的统一范围。拿秦朝的疆域和西周的极盛疆域相比,可以发现很多地方即使在理论上也从未属于周朝的范围。其中一部分自然是秦始皇开疆拓土的赫赫武功所致,如岭南和西南地区;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战国甚或更早的春秋时各诸侯国不断经营的成果。如赵武灵王将疆土扩展到河套和阴山,燕国辟地至辽西、辽东和朝鲜半岛北部,都为秦朝的北界奠定了基础。楚国在南方的发展也为秦朝进军岭南准备了条件。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公元前3世纪晚期以前,就总体而言,中国的中原地区经历了个无数小国逐步合并,最终统一于一个国家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分裂的过程。

分中之合

每一个政权有它自身存在的条件,有自己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当它还没有可能与其他地区、其他政权结合或被消灭之前,它的存在和发展无疑是合理的。它本来就没有从属于某一政权,当然也就无分裂可言。

秦朝的疆域约相当于今天中国面积的三分之一弱,在历史中国的范围内所占的比例更低,其三分之二以上的地区或者属于其他政权,或者还是部落社会,或者还无人居住。直到清朝最终完成统一中国之前,有的地方存在于中原王朝之外,始终没有成为任何其他政权的辖境。这样的地区对它们自己而言是独立发展的过程,对中国而言是一种自治或分治。

例如,青藏高原是吐蕃和他们的先民开发和发展起来的,曾经出现过不少政权,以后逐步统一为吐蕃国。到唐代,叶蕃和中原的交流和联系已经相当密切。但不管是和亲或是战争,吐蕃和唐朝的关系都是两个独立政权之间的关系。用今天的观点来看,它们都是中国内部的政权,地位是平等的。那种认为吐蕃与唐朝存在主从关系,或认为吐蕃是唐朝属国的看法,完全站不住脚。所以吐蕃与唐朝的友好是两个政权间的结盟,吐蕃与唐朝兵戎相见也是两个政权之间的战争,无所谓统一或分裂。到了元朝,原吐蕃成了元帝国的一部分,从此它与中央政权的关系就发生了质的变化,在这以后发生的吐蕃(西藏)任何企图脱离中央政权的行动当然就是分裂。但是不能因为吐蕃(西藏)地区最终成了中原王朝的一部分就否认它以前与中原王朝的对等关系,否定它长期存在的合理性,而应该承认这是中国内部的自治或分治。又如台湾,考古发现已经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与大陆之间就有了交往,所以与东南沿海地区的早期文化有不少相同的特征。三国时孙权派军队去台湾的事件,说明当时关于台湾的传闻,至少是那里的人口数量,已经引起了大陆统治者的注意。《隋书。东夷传》称之为“流求国”,是这样记载的:

其王姓欢斯氏,名渴剌兜,不知其由来、有国数代也……所居曰波罗檀洞,堑栅三重,环以流水,树棘为藩。王所居舍,其大一十六间,雕刻禽兽……国有四五帅,统诸洞,洞有小王。往往有村,村有鸟了帅,并以善战者为之,自相树立,理一村之事……无赋敛,有事则均税。用弄亦无常准,皆临事科决。犯罪皆断于鸟了帅;不伏,则上请于王,王令臣下共议定之。

这说明当时台湾的土著异议民族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有了初期的国家形式。只是由于以后的有关记载过于简略,当地民族又没有留下文字记录,我们对岛上地方政权的发展过程还无法了解。

明朝时曾在福建同安县设立澎湖巡检司,有些学者认为这是大陆政权管辖台湾的开始。但这显然是出于单纯的推理,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这个机构的管辖范围是包括台湾岛在内的。明代后期的海盗颜思齐、郑芝龙(郑成功之父)曾经以台湾为活动的基地,建立过有政权性质的组织。尽管郑芝龙一度投降明朝,却没有把他在台湾北港基地交给明朝。在郑芝龙转移到大陆活动后,北港被荷兰人占据。1661年郑成功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复台湾,建立了地方政权,奉明朝永历年号。但那时大陆上已是清朝统治,南明永历政权已经灭亡了,所以郑氏实际上是一个独立政权,与大陆上也没有主从关系。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郑成功之孙郑克爽投降,台湾才成为清朝的一个府,从此与大陆政权确立了归属关系。毫无疑问,在1683年以前台湾也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它主要是由当地民族自治的,是作为中国内部的一个(有时可能有几个)自治或自立的政权而存在的。

分中之分

一个政权的一部分脱离了它的统治,成为一独立政权;或者一个政权解体了,分成若干个互不统属的政权,不管它们的历史意义如何,也不管它们的最终结果如何,这就是分裂,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秦朝以后的改朝换代,往往伴随着若干年全面的或局部的分裂,如秦汉之际出现了大小十几个政权,两汉之际既有农民战争,也有地方势力的割据。隋唐之际、元明之际和明清之际都有类似情况。这种分裂有时发展为长期状态,东汉末的割据演化成三国鼎立;西晋末的混战发展为持续近300年的十六国和南北朝;唐中期的动乱继之以藩镇割据和五代十国,辽宋的对峙代之以宋金并存,前后更有五百年之久。

但即使在这些分裂时期,也并不是所有的地区和政权都是同一性质的,其中的一部分还是属于自治或分治的。例如秦汉之际,楚、汉是分裂,匈奴却是本来就存在的独立政权,是自治。唐后期的藩镇割据和随后的五代十国是分裂,吐蕃却是本来就存在的独立政权,尽管它内部也发生了分裂,但它对中原的各个政权而言就无所谓分裂了,也是自治。另一方面,有些政权开始时是以分裂形式出现的,但以后却发展成为一种分治,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如果诸位同意这样的分合标准,那么我们就可以取得这样的共识:公元前221年以前,中国处于分治状态,经过了一二千年的发展,到秦时建立了以中原为中心、华夏为主干的集权政权,但同时还存在着其他自治政权。此后有九百多年的时间,存在着一个以秦朝的疆域为基础的中原政权,其版图时有盈缩;其余时间则分裂为若干个政权;但自治政权始终存在。

中国真正的统一是在1759年实现的,持续了81年。

对中国而言,分裂、分治的时间是主要的,统一的时间是非常短暂的。对中原王朝而言,统一的时间略少于分裂时间。但在元朝之前分裂时间多于统一时间,元朝以后则基本上是统一的。

一、中国历史上究竟是统一的时间长,还是分裂的时间长?

长期流行的说法是:中国历史的主流是统一,统一的时间远远超过分裂的时间,统一的时间越来越长,分裂的时间则越来越短。

这里暂且不讨论统一是否主流的问题,先看一下历史事实,在中国历史上究竟有多少年是统一的,又有多少年是处于分裂状态。

在《普天之下》中我做过如下结论:公元前221年以前,中国处于分裂状态,经过了一二千年的发展,到这时建立了以中原为中心,以华夏族为主干的集权政权,但同时还存在着其他自治政权。

此后有一千余年的时间内,存在着一个以秦朝疆域为基础的中原政权(在找不到确切名称的情况下,姑且依惯例这样称谓),其版图时有盈缩。其余时间则分裂为若干个政权,但自治的政权始终存在。

中国真正的统一是在1759年实现的,持续了八十一年。1840年后中国又进入了局部分裂或分裂的阶段,至今还没有结束,真正的统一还有待完成。所以对中国而言,分裂、分治的时间是主要的,统一的时间是短暂的。对中原王朝而言,统一的时间略少于分裂的时间。但元朝以前分裂时间多于统一时间,元朝以后则基本上是统一的。

在《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以下简称《启示》)中我进一步作了说明和具体计算:如果以历史上中国最大的疆域为范围,统一的时间为八十一年。如果把基本上恢复前代的疆域、维持中原地区的和平安定作为标准,统一的时间是九百五十年。这九百五十年中有若干年,严格说是不能算统一的,如东汉的中期、崇祯后期等。

如果以秦始皇灭六国的公元前221年至清亡的1911年为计算阶段,第一标准的统一时间占总数的百分之四,第二标准的统一时间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

如果从有比较确切纪年的西周共和(公元前841年)算起,前者约占百分之三,后者约占百分之三十五。

按第二标准的统一时间:
公元前221年-前209年(秦)
12年
公元前108年-公元22年(西汉)
130年
50年-184年(东汉)
134年
280年-301年(西晋)
21年
589年-616年(隋)
27年
630年-755年(唐)
125年
1279年-1351年(元)
72年
1382年-1644年(明)
262年
1683年—1850年(请)
167年
合计950年

我的结论和计算结果与传统的说法完全不同,却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例如,传统说法是根据朝代来划分统一时期或分裂时期的,如果一个朝代被称之为统一王朝,就将这个朝代从头到尾都计算为统一时期,这当然是很不科学的,违反了历史事实。又如,只要有汉族建立的中原王朝存在,就称之为统一时期,而无视非汉族建立的政权或边疆地区政权同时并存的局面,像北宋、辽这样的分裂时期就成了统一时期。正因为如此,我采用了根据历史事实,而不是简单地根据朝代起和迄的标准,将一个朝代中尚未完成统一和统一已经丧失的那些年份排除。

在《普天之下》和《启示》问世后,同人和读者提出了不同意见,有的还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方案。

其中郑州的任汉生先生多次给我寄来过长篇论文,讨论统一的标准和年代的划分。我反复思考过这些意见,查阅过有关史料,我的基本观点没有任何改变,但在具体划分上作了一些调整,概述如下:秦朝秦始皇于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消灭了六国中最后一国——齐国,可以看成统一的开始。此后秦军南下,征服南越,将疆域扩大到今广东、广西和越南东北部,属于开疆拓土,不影响统一的形成。但到秦二世元年(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爆发,同年起兵反秦或拥兵自立的还有武臣(称赵王),刘邦,项梁、项羽,田儋(称齐王),韩广(称燕王),魏咎(称魏王)等。尽管其中有的名不符实,或旋立旋灭,但秦朝对关东大部分地区已丧失控制,统一局面不复存在。

所以秦朝的统一时间是12年,而不是它起迄的15年,统一时间占秦朝的80%。

西汉新莽公元前206年,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当时刘邦的汉只是同时并存的19个王国中的一个,只拥有今陕西南部和四川大部。

即使到刘邦起兵还定关中,他的控制区也只扩大到今陕西大部和若干相邻地区,岂能算作统一?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正式建立汉朝,但南方的东瓯(瓯越)、闽越(东越)、南越已经自立,从今浙江南部至福建、两广已不在汉朝统治之下;北方的匈奴占据了不少秦朝故地;汉朝的统治区远没有恢复到秦朝的疆域范围,统一并没有完成。

直到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灭南越国和东越国,才恢复了秦朝的疆域;而在北方的汉匈边界也已回到了秦朝的北界;至此汉朝才完成统一。我原来将汉朝完成统一的时间定在公元前108年,根据是当年朝鲜降汉,汉朝置为四郡。但此四郡的范围已超出秦朝疆域,不属于恢复统一,而是新的扩张,所以应调整至前110年为宜。

西汉王朝在中国本土完成统一时,匈奴部落也在漠北完成统一。

公元8年王莽建新朝代汉,但统一局面仍然维持。至公元22年,赤眉、绿林起义已爆发,由绿林发展出来的“下江兵”、“新市兵”、“平林兵”以及刘续、刘秀等都已起兵,到次年就形成了割据分裂的局面,所以统一结束于公元22年。

这一阶段的统一时间现调整为132年,比原来的计算方法增加了2年。以往按王朝起迄计算,西汉与新朝共230年,现在计算的统一时间占其58%。

东汉刘秀于建武元年(公元25年)称帝,史称东汉,但当时还有赤眉、更始帝、梁王永、隗嚣、公孙述、窦融、彭宠、卢芳等割据势力或地方政权并存,刘秀占据的地方范围有限。建武十二年(36年),最后一个割据势力公孙述被灭,但卢芳和匈奴仍占有北部边疆。从建武九年起,东汉放弃了从河套至今河北北部的疆域,将八个郡内撤或取消,北界退至今北京西北、太行山中段、五台山、山西偏关与河曲一线。直到建武二十六年(50年),因匈奴南单于投降,内迁的八郡才迁回,恢复了西汉的北部疆界。严格说来,此时东汉还没有恢复对西域的控制,但就正式建立行政区域的范围而言,仍可将公元50年作为东汉统一阶段的起点。

灵帝光和七年(184年)黄巾起义爆发,波及范围很广。尽管起义当年即被镇压,但余部此伏彼起,地方势力纷纷割据自立,至中平六年(189年)灵帝死后即形成分裂,最终成为三国鼎立。另一方面,至2世纪后期,汉朝对西北地区的控制越来越弱,不少政区不得不撤销或迁往内地,鲜卑逐渐南侵,待黄巾军起,汉朝无暇顾及边疆,边界后退至今桑乾河、吕梁山、黄河和六盘山一线,此线以北已为“羌胡”所有。所以,184年是东汉统一阶段的结束。

东汉的统一长度与原来的算法相同,仍为134年,占整个东汉196年(25—220年)的69%。

西晋从太康元年(280年)灭吴,至永宁元年(301年)“八王之乱”演变为大混战,西晋的统一只维持了短短的21年。这是非常低的统一标准,因为西晋从来就没有完全恢复过东汉的疆域,渭北高原以北至河套都是晋朝管不到的“羌胡”地区,内迁的匈奴人已控制了山西北部,日益强大的高句丽蚕食着西晋的带方郡,最终完全占有,结束了中原王朝在朝鲜半岛设置正式行政区的历史。西晋起于265年,终于316年,历时52年,统一阶段占40%。

隋开皇九年(589年)隋灭陈,标志着自西晋末开始的持续分裂阶段的结束。隋末农民起义自大业七年(611年)即已爆发,但开始几年规模还不大,占据的范围也不稳定,至大业十二年(616年),农民起义与割据势力已据有大片土地,次年初即纷纷建立政权,因此以616年为隋统一的结束。在隋朝(581-618年)的38年间,统一阶段为27年,占71%。

唐618年李渊逼隋恭帝禅位,建立唐朝。此时唐军只据有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和长安(今陕西西安)一带,不过是众多割据势力中的一支。至武德七年(624年),唐军平定江南,内地的割据势力全部被消灭。

但突厥占据的隋地尚未全部恢复,至贞观四年(仍0年)李靖灭东突厥,唐朝的实际控制区推进到贝加尔湖以北。以前我将唐朝统一的时间定在630年,理由是至此唐朝才完全恢复隋朝的疆域。现在我以为定在624年更加合理,因为灭东突厥已属扩张,其范围已超出隋疆域,而624年北方疆界已大致稳定。

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叛军一度占领包括东都洛阳、首都长安在内的北方广大地区。

广德元年(763年)叛乱基本平息,但吐蕃已攻占唐朝西北领土,今陇山、六盘山和黄河以西地区及四川盆地以西已非唐朝所有。在此前的天宝九载,在今云南的南诏起兵反唐,至此,今云南全省、四川南部和贵州西部已被南沼占有,大渡河成为双方界河,南诏还不止一次侵入四川,甚至攻下成都。安史之乱平定后,河北、山东形成藩镇割据,其他地区也经常发生军事叛乱,唐朝中央政府对很多地方已丧失了行政管理权。我将唐朝统一阶段的终点定于755年,就是根据上述边疆和内地实际分裂或分治的形势。

与我持不同意见者认为,将755年后都定为分裂阶段时间太长,此后唐朝恢复过统一局面,至少在唐宪宗平定淮西后的一段时间内可以视为统一阶段。我反复考虑过这种意见,但仔细研究后依然持原来的观点。首先,我们不能无视边疆地区的丧失和分裂,而这种态势在安史之乱后从未改变,并愈演愈烈。虽有大中五年(851年)张议潮率沙、瓜等十一州归朝的局部恢复,但以后又陆续丧失。其次,唐宪宗于元和十四年(819年)消灭淄青李师道势力后,虽然暂使河南、河北藩镇服从朝廷,但并未清除河北藩镇的牙兵集团,长庆二年(821年)河朔藩镇再叛,卢龙、成德二镇叛乱,次年魏博兵变,河朔三镇又成割据。而且,即使未公开反叛或割据的单位,朝廷也未必拥有行政权。如每年向朝廷申报户口,是各州效忠朝廷,并向朝廷交纳赋税的前提。但乾元三年(760年)只有169个州上报户口,不足安史之乱前的一半单位。元和二年(807年)的户数登记中,注明未申报的就有71州。唐后期没有完整的户口数据,实际上的不统一是重要原因。

所以我将唐朝统一阶段定在624年至755年,比原来增加了6年,共131年,占唐朝(618-907年)289年的45%。

元朝于至元十六年(1279年)消灭残宋势力,完成统一。元末的至正十一年(1351年)即有红巾军起兵,徐寿辉称帝建元。至正十二年,徐寿辉、方国珍、红巾军等已形成割据局面,所以以该年(1352年)为统一的结束。这73年占元朝(1279.1368年,不含平宋前及退出大都后)89年的82%。

明朱元漳虽于明朝建立的当年(洪武元年,1368年)即将元朝逐出大都(今北京),但至洪武十五年(1382年)平定云南后才基本完成统一。明朝的统一是很不完全的,因为明朝从来没有恢复到元朝的疆域。如元朝的残余势力(北元)长期占有蒙古高原及其以西地区,宣德五年(1430年)后北界撤到了长城一线,西界也退到了嘉峪关。

明朝撤退了在朝鲜半岛东北部的卫所,鸭绿江成了明朝与朝鲜的界河。

不过由于明朝对北元的打击只限于保障自身的安全,并没有将攻占蒙古高原作为统一的要求,所以我还是将1382年当作明朝统一的开端。

我原来将统一的结束定于祟祯十七年(1644年),考虑下来是不妥当的。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汗建国(后金)。如果说,当时后金的影响还不大,那么到了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告天,正式起兵反明,到次年就攻占了辽东大片土地,就不能再视为一般地方性的变乱了。努尔哈赤本是明朝的指挥使,在明朝的边疆起兵,建后金后占领的是明朝的领土,后金以后演变为清朝,这不是分裂又是什么?据此我将明朝统一的结束调整到1618年,比原来缩短了26年。现确定明统一的时间是从1382年至1618年,共236年,占明朝(1368-1644年)277年的85%。

清1644年清军入关后,南明政权依然存在,直到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军攻占云南,南明桂王(永历帝)逃往缅甸,清朝才基本拥有明朝的全部疆域。但厦门、金门等地仍由郑成功占有,明末农民起义军的残余势力也还在继续反抗。以后郑成功虽丧失了大陆沿海的基地,但已收复台湾,建立了忠于明朝的政权。康熙十二年(1673年)发生三藩之乱,南方大部分地区一度非清朝所有,至康熙二十年才平息。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军攻克澎湖,进入台湾,郑氏政权投降。

清朝的最大疆域要到乾隆二十四年天山南北路平定后才形成,但这一疆域已远远超出了明朝的范围,所以可将统一的时间定于1683年。

鸦片战争后,香港于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割让于英国。1851年兴起的太平天国运动与清朝对抗达14年之久,波及十余省,并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所以我将1850年视为清朝统一阶段的结束,应该是没有疑义的。有分歧的是1864年太平天国失败后,清朝是否恢复了统一?

我认为没有,理由是:此前的1858年,俄国通过《瑷珲条约》夺取了黑龙江北岸的土地,1860年的《北京条约》又让俄国获得了《瑷珲条约》所规定为中俄共管的乌苏里江以东地区。1871年,俄国趁阿古柏叛乱之际,占领了新疆伊犁,1881年签订的《伊犁条约》虽然收回了伊犁,但至1884年最终确定中俄边界,中国又丧失了数十万平方公里的领土。1895年,英国与俄国在伦敦订约,瓜分了属于中国的帕米尔高原的大部分。甲午战争失败后签订的《马关条约》,使台湾、澎湖于1895年后为日本占据。帝国主义列强在沿海地区设置租界,划分势力范围,形成一个个国中之国和清朝无法管辖的特殊区域。在镇压太平天国、捻军、西北“回乱”中膨胀起来的汉族军政势力与地方实力相结合,构成了一股足以与朝廷抗衡的力量,在列强的支持、利用和操纵下,不时出现与朝廷分庭抗礼的局面。至清末,北洋军阀和地方实力派实际上已掌握了清朝的大部分权力。

当然,由于清朝形式上的统一依然存在,也可以采用一种更严格的计算方法,即将太平天国失败后的1865年作为统一的恢复。但1870年阿古柏之乱使新疆分裂,至1881年收回伊犁这11年;1895年割让台湾、澎湖至清朝覆灭这16年,无论如何是不能称之为统一的。这样计算的结果是:清朝前期的统一阶段自1683年至1850年,共167年;后期的统一年份为1865年至1869年,1881年至1894年,共19年。两者合计,清朝的统一阶段有186年,占清朝(1644-1911年)267年的69%。

中华民国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从来没有能够统一过中国。且不说台湾直到1945年才重归祖国,就是其他地区也没有真正统一过。

北洋军阀割据,南北政权对峙,外蒙古的“独立”,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东三省,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略战争,国共内战,更使中国连形式上的统一也不复存在。1912年至今自然只能列为分裂时期。

根据以上论述,在以往一向当作统一时期的秦、汉、西晋、隋、唐、元、明、清、民国共1492年间,实际统一的时间为952年,占64%。

这一结果比我以往的计算虽然只多了2年,但无疑更加严密合理。

至于分裂阶段,对三国、东晋与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的性质没有异议,但北宋一向被当作统一王朝,而我将它划入了分裂阶段,在《启示》一书中我已将理由讲得很充分:第一,辽(契丹)建国比宋朝还早,宋朝从来没有征服过它,连形式上的从属关系都没有存在过,相反的,北宋不得不承认它是一个对等地位的邻国。第二,辽的疆域相当辽阔,而它的一部分即使按当时的标准看也应该是中原或中国。它有相当大的农业区,汉族占总人口的多数。第三,辽的文化和政治制度虽然还保持着游牧民族的特点,但基本上接受了汉族的和中原王朝的模式,与宋朝和中国的其他政权有很多共同之处。所以早在元朝修史时,已将《辽史》与《宋史》、《金史》并列,承认它是中国的一个政权。第四,北宋远未恢复唐朝的疆域,已没有能力消灭业已存在的大理、沙州曹氏等政权,中间又形成了西夏政权,完全是几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因此用中国的标准、客观的标准进行分析,北宋时期是以宋、辽对峙为主,几个政权同时并存的阶段,而不是一个统一时期,它与南北朝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还可以补充一点:辽的疆域中包括由石敬瑭割让的燕云十六州,这不仅是唐朝的故土,是传统的“中国”的一部分,而且也是宋朝一直力图恢复的。直到北宋末年与金结盟攻辽,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收复“所有五代以后陷没幽、蓟等州旧汉地及汉民,并居庸、古北、松亭、榆关”。可见即使在北宋人的心目中,统一始终没有完成,怎么能将北宋当作统一的中原王朝呢?

不言而喻,1949年至今也是一个分裂时期,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早已对中国大陆拥有完整的主权,但台湾的分离、葡属澳门的存在说明统一还没有真正实现。

从公元前221年至1998年这2219年间,952年的统一的阶段占43%。

如果算起清朝结束的1911年,统一阶段占45%。无论如何,统一的时间都比分裂的时间短。

在讨论分裂的标准时,在《启示》中曾指出:“分裂是对统一而言的,如果没有统一,也就谈不上分裂。已经统一了的政权变成几个,或原来属于该政权的一部分脱离了,独立了,可以称为分裂。但从来就存在的,不属于该政权的地区或政权就谈不上是什么分裂。”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是否属于分裂固然必须以历史事实为前提,但同样的客观事实还取决于有关各方的主观意愿和主观判断。如果分裂的事实为被分裂的政治实体的双方或多方所接受——无论是出于自愿或被迫——分裂即转化为分治、领土归属的改变或独立。此后再判断被分裂的实体是否完成统一,就不能再以分裂前的旧疆域为标准,而应调整为分裂后的新的空间范围。

例如,朝鲜半岛北部在西汉时就归入版图,但至西晋末年全部为高句丽和马韩所占,公元5世纪高句丽由丸都城(今吉林集安市)迁都平壤,逐渐成为一个独立于中原王朝之外的政权。北朝和隋朝都已接受这一事实,所以都将高(句)丽当作藩属,而不是自己国内的行政区域,隋炀帝和唐太宗出兵高丽的理由也是它没有遵守藩属国的职责。正因为如此,判断隋、唐是否已完成统一,不应包括高丽在内。

越南北部自公元前2世纪成为西汉的郡县,至唐朝后期还是安南都护府的辖境。天枯三年(906年),交州土豪曲承美驱逐了唐朝的地方官,自称静海军节度使。五代初期,南汉曾两次出兵取消静海军节度使,恢复对交州的统治,但很快又被当地人逐走。939年,交州人再次驱逐南汉,由吴权称王。尽管以后越南还接受南汉及中原王朝的封号,但已由中原王朝的政区演变为藩属国。对唐和南越来说,越南的独立是分裂;但北宋已承认了越南藩属国的地位,当然不会将越南与其他割据政权一样列为统一的对象。

明永乐五年(1407年)在安南(今越南)设置了交趾布政使司,安南成为明朝的正式行政区。但到宣德三年(1428年),明朝撤销交趾布政使司,退出安南。从此,明朝与安南的关系恢复到此前的宗主国与藩属国的关系,对明朝来说,越南的重新独立也不属于分裂。

外蒙古在1921年的“独立”,对中华民国来说无疑是分裂。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和苏联的压力下,当时的中国政府承认既成事实,从此中国的统一范围就不再包括原外蒙古在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建交就反映了这一变化。

一次新的统一往往并没有完全恢复上一次统一所达到的疆域,但如果新政权接受了这样的范围,并没有进一步恢复的愿望,或者作了努力而没有成功,就可以看成完成了统一。实际上,我的划分标准已采用了这一原则。

如东汉从来没有恢复西汉的极盛疆域,对西域地区也是“三通三绝”,后期更无法控制。西晋灭吴后,“羌胡”所据地区比东汉末年还大,东北边界退缩了很多。在确定东汉和西晋是否完成统一时,就将这些因素排除在外。

又如洪武元年(1368年)明军攻占元朝的首都大都后,元朝的残余势力逐渐退守漠北,明军不断发动攻势,明朝的北界一度推进到今西辽河、沙拉木伦河、内蒙古克什克腾旗、阴山山脉和贺兰山一线,但以后又退回到长城。既然明朝接受了北元及此后的鞑靼、瓦刺存在的事实,判断明朝是否实现统一时也就不必再考虑这一因素。所以尽管明朝的疆域比元朝的疆域要小得多,但我还是将明朝的大部分时间列入统一阶段。

总之,我确定的统一或分裂的标准是明确的,在判断是否属于分裂时比确定统一时更为严格。我所依据的历史事实是人所共知的,见于常用的史籍,不会有什么不同的理解。这就是说,我确定从秦始皇开始到目前这2219年间统一的时间有952年,已经采用了比较低的标准,而对分裂阶段却取了比较紧的尺度。即便如此,分裂的时间还是比统一的时间要长。

令人遗憾的是,十年来流行的依然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的时间要比分裂的时间长的旧说,连一些历史学家也一再在重复这样的错误,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亲自计算过统一或分裂的时间究竟有多长?或许是因为我的观点没有发表在权威的学术刊物上,那么我愿意用本文正式公布一次。如果历史学家或其他学者能够指出我的错误,推翻我的结论,我愿意随时修正;否则就应该接受我的观点,而不能置之不理。

我知道,我所揭示的事实和结论是很多人在感情上不愿接受的,或者出于现实需要的考虑不予承认。但历史事实是不能改变的,历史规律更无法抗拒,只有首先承认事实,才能研究和认识规律,作出科学的解释。

我并不认为,统一或分裂时间的长短必然影响到“统一是主流,分裂是支流”这一论断的正确性,但任何对这一论断的解释都必须建立在前者的事实基础之上,而不回避这一事实。

二、统一的范围越大越好吗?

看到过定稿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的人一定会有这样的印象:不管哪一个朝代,中国的疆域、特别是中原王朝的疆域始终是非常大的。所幸在改革开放后修订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已经实事求是地删掉或修改了那些地图,因为那样一些“极盛疆域”实际并不存在,而是将一个朝代在不同年代中曾经达到过的范围拼凑起来的,或者是根据一些不可靠的史料画到了尽可能大的范围。

在“文化大革命”中,能将历史时期的中国疆域尽可能地画大就是“爱国”,反之当然就有“卖国”之嫌,甚至可被当作“反革命”。

今天我们已经明白,这种“爱国”行动只是自欺,却欺不了人——凭今人画的历史地图绝不能向外国人要回一寸土地,无论在地图上画进了多少。何况历史不等于现实,今天的领土归属并不是根据“自古以来”决定的。

这种观念并非“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此前早已存在,只是在“文革”中被推上了极端。正因为如此,不少人至今还存在这样一种心态,有人就曾提出:“将历史上中国的疆域画大一点有什么不好?”

如果不考虑政治和现实因素的影响,这种心态的根源就是传统的统一观:统一总是正义的,是人心所向,符合历史潮流,统一的时间自然越长越好,统一的范围自然越大越好。

可是,我们只要对中国的统一历史稍作考察,就可以知道事实并非如此,而且往往会恰恰相反。否则,为什么分裂的时间会比统一的时间还长?为什么真正统一的中国的形成要到18世纪中叶才实现?

中国历史上的一切统一,都是以武力或以武力为后盾而实现的,结束分裂是如此,扩张领土从而扩大统一的范围也是如此。尤其是在夺取天下,恢复统一的过程中,获胜的一方如果不想功败垂成的话,总是要不惜一切手段达到统一的目的。

秦始皇所灭的六国,没有哪一个是自愿撤销的。有几位国王是投降的,但都是在秦军兵临城下,兵穷力尽时不得已的选择。秦朝扩张到六国以外的范围,靠的是军事征服,如出动数十万大军和百姓,经过多年的激烈战争,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才将岭南纳入版图,置为郡县。

岭南不是楚国旧地,不能看成是灭楚战争的延伸。岭南的越人绝不会主动进犯秦朝,更不会构成对秦朝的侵略威胁,所以秦始皇找不到任何借口。当时秦朝境内的土地还没有充分开发,不存在人口压力,也不存在过剩人口需要寻找新的生存空间。这场战争完全是侵略性的,非正义的,越人固然要坚决抵抗,秦朝人也不会支持,所以秦始皇才要用强制手段征集土兵和安置移民。秦朝击败匈奴,夺取河南地(今河套地区),可以看作收复赵国旧地,但这些土地本来就是匈奴等游牧民族的牧地,以后才被赵国拓为疆土,秦朝的收复只是赵国扩张的继续。

刘邦消灭项羽,恢复统一王朝,虽然离不开计谋,但主要还是依靠军事手段。公元前203年的楚汉对峙中,项羽兵力不足,粮食供应将尽,汉军也无法取胜,于是双方达成了以鸿沟“中分天下”的撤军协议。但就在楚军东归途中,刘邦就重新发动战争,并取得最终胜利。

刘邦毁约兴兵,自无道义可言,但正如张良和陈平所说:“今汉有天下大半,而诸侯皆附,楚兵罢,食尽,此天亡之时,不因其几而遂取之,所谓养虎自遗患也。”对统一来说,却是千载难逢的良机。

同样,刘邦消灭异姓诸侯韩信、韩王信、陈稀、彭越、黥布、卢绾,靠的也是武力和阴谋,只有一个特别恭谨又不构成威胁的吴氏长沙国和汉朝鞭长莫及的东瓯、闽越(东越)、南越得以幸存。但到了汉武帝时,东瓯、南越和闽越(东越)也都先后被灭。汉朝自然会找到各种消灭它们的理由,如东瓯是自己请求“内徙”;南越是因为相国吕嘉不愿内属,杀了国王、太后和汉使;东越是因为起兵反。但要是东瓯不要求内迁,汉朝能容许它继续存在吗?如果吕嘉拥护内属,南越国不也是被撤销了吗?而东越即使不反,已经灭了南越的汉军能放过它吗?

如果说,汉朝对匈奴的战争是出于自卫,是必要的话,那么汉武帝对西南夷和大宛用兵就纯粹是扩张和侵略。正如《史记·大宛列传》所说,汉武帝开西南夷的目的,一是想用汉朝的财物换取大宛、大夏、安息等国的“奇物”;二是用金钱买通大月氏、康居等国,以便在军事上牵制匈奴;三是占据在西南夷地区,扩大千里土地,将各有不同风俗、操不同语言的民族纳入版图,满足“威德遍于四海”的愿望。

一、二两项根本不切实际,当然不能实现,而武帝的主要目的还是第三项。征大宛的借口是汉使被杀,实际却是因为汉使强求大宛宝马“天马”不成,辱骂对方所致。而武帝之所以决定出兵,还因为轻信了假报告,以为大宛不堪一击,所以要将这个美差交给自己宠纪李夫人的弟弟李广利,以便他有机会立功封侯。但这两次战争却导致了西南夷地区郡县的建立和西域地区归入汉朝版图,扩大了统一的范围。

应该承认,除了在少数情况下是开垦无人区外,中原王朝疆域的扩大基本上都是通过战争。用今天的观点看,这些战争都是侵略性的,非正义的。但我们不应该忘记,当时没有联合国宪章,没有国家与国家之间平等交往的准则,没有民族自决原则,弱小国家或民族不是被这个强国所统治,就是被那个强国所吞并,或者陷于无休止的内部战争。所以,只要能导致和平和统一,能促进经济和文化的进步,就应该得到肯定。同样是侵略和扩张性质的战争,如果失败了,没有带来积极的后果,就只能被否定。如隋炀帝征高丽,元朝征安南、日本,明朝用兵越南等。

刘秀称帝时,西北的窦融、隗嚣和西南的公孙述都拥兵自重,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了集中有限的力量消灭中原的割据势力,刘秀对他们极力拉拢抚慰,争取他们的支持和服从。但对最终统一的目标,刘秀是毫不让步的。在致窦融的玺书中,刘秀要他在支持隗嚣或公孙述造成“三分鼎足”,还是追随自己“立桓、文”中作出选择,但却明确声明“王者有分土,无分民,自适己事而已”。这就是说,他可以给有功人员“分土”,封他们为王;但绝不会同意“分民”,听任国家分裂,容许不同的政权并存。建武三年刘秀答复隗嚣的书信时,还给予特殊规格,给予“敌国”的礼遇,用他的字而不称名,即没有将隗嚣当成自己的臣下,实际原因是隗嚣实力不小,刘秀希望利用他来牵制公孙述,更害怕他与公孙述联合起来。但当刘秀发现隗嚣“欲持两端,不愿天下统一”,加上中原地区已接近平定,自己已有足够的力量来对付他们时,就开始“正君臣之仪”,明确要求隗嚣服从。

当公孙述据有益州,并不断利用图谶制造舆论,向中原传播时,刘秀非常紧张,亲自给他写信,指出他对图谶的解释有误,“公孙”应该是指汉宣帝,命中注定要代汉的“当涂高”也不是公孙述,并且发出警告:“君日月已逝,妻子弱小,当早为定计,可以无忧。天下神器,不可力争,宜留三思。”

结果是,除了主动归顺的窦融得到保全外,隗嚣与公孙述都先后被消灭。而窦融的生命和荣华富贵的延续,也是以彻底交出军政权力为前提的。陇、蜀平定后,刘秀立即召窦融与所属五郡太守进京。窦融一到洛阳城门,就将凉州牧、张掖属国和安丰侯印缓上交。刘秀退还了只代表俸禄的侯印,同意窦融辞去这两个集军政权力于一身的职位,封他为位尊而无权的大司空。

刘秀的统一目标是坚定的,对阻碍统一的势力不惜以武力清除。

相比之下,隗嚣与公孙述却满足于分裂割据,毫无进取,以至身败名裂。隗嚣“素谦恭爱士,倾身引接为布衣交”,曾拥有十万大军和大批投奔他的“三辅耆老士大夫”,“名震西州,闻于山东”。在他陷于绝境时,将士仍为之死守,甚至不惜以自杀向汉军表明态度,不可谓不得人心。隗嚣虽不愿放弃割据,却从来没有不利于汉朝的企图。

对这一点,刘秀是清楚的,所以他不得不承认隗嚣是“长者”。

公孙述也满足于关起门来称王,一次次丧失与刘秀争夺天下的时机,坐待刘秀在消灭其他割据势力后的最后一击。从道义上说,隗嚣、公孙述与刘秀之争不存在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但从统一与分裂的角度看,刘秀致力于统一,而隗嚣、公孙述既抵制刘秀的统一,自己又不愿从事统一,他们的灭亡是必然的、合理的。反之,如果刘秀容许这种局面存在下去,不仅东汉政权未必能巩固,战争不会断绝,而且汉朝的疆域或许从此就分裂为不同的国家,或许就没有今天的中国了。

处于分裂时期的帝王,凡是安于自保,满足于割据的,至多只能在短时间内保境安民,保全本家族,他们最好的下场是“识天命”,向获胜一方投降,否则就只能国破家亡。拥有军事优势的君主如果没有统一的雄心,或者幻想与对手长期共存,就不仅会丧失时机,推迟统一,而且还可能使形势逆转,招致失败。致力于统一的君主,不管他们是出于什么目的,也无论他们本人的道德和能力如何,都能更大地推动历史进程。当然他们不可能都是成功者,但成功者必定出于他们之中。曹操在赤壁之战中、苻坚在淝水之战中未必不能取胜,他们所拥有的优势未必不如司马炎伐吴、隋文帝平陈,如果他们胜了,历史就会重写,对他们的评价也会截然不同。

当赵匡胤建立宋朝时,同时存在的割据政权还不少,其中有些政权的君主自知不是宋朝的对手,但又幻想通过顺从来维持割据,但最后还是逃脱不了覆灭的命运。南唐后主李煜对宋朝可谓恭顺:宋朝要求将其军人在南唐境内的亲属送去,他照办了;每次得知宋朝出兵获胜或有喜庆之事,必定会派特使祝贺,献上珍宝;见宋朝灭了南汉,又主动请求除去国号,改“唐国主”为“江南国主”,请下诏书时直呼其名,国内的机构也全部降格。但这一切都不能推迟赵匡胤的统一步骤,为了取得出名的借口,他要求李煜“入朝”,即要他主动交出政权投降。在宋军兵临城下,金陵危在旦夕时,李煜派徐铱求见赵匡胤,作最后一次请求。徐铉说:“李煜无罪,陛下兵出无名。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过失,奈何见伐?”赵匡胤的回答直截了当:“你说父子能分为两家吗?”(尔谓父子为两家,可乎?)一个月后徐铉再次出使,请求赵匡胤保全南唐,并不断争辩。赵匡胤大怒,按着宝剑说:“不须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耶!”

赵匡胤追求统一,自觉理直气壮,问题根本不在于南唐有没有罪,而是必须天下一家,既然李煜不肯主动取消南唐政权,就只有出兵消灭。李煜的悲剧就在于不认识统一的大势,妄想通过恭顺和哀求苟延残喘;明知自己绝无能力,却要作无谓的抵抗;最后只能带着如“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哀愁,不明不白地客死异乡。还有人作更愚蠢的选择。在南唐举国投降时,江州指挥使胡则杀了刺史谢彦实,固守达四个多月,最后城破被杀。胡则的忠诚或许能成为道德的典范,他求仁得仁,可以死而无憾,但满城百姓却因此而遭宋兵抢掠后被杀。

吴越国主钱亻叔比李煜更知天命,识时务,赵匡胤一登帝位就派特使致贺,以后每年朝贡。赵匡胤征南唐前,给钱亻叔封了一个“升州东南行营招抚制置使”,要他出兵助战,并预先派人告诉他不要听信“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类话的欺骗。钱亻叔不顾大臣的劝阻,亲自率五万大军攻下南唐的江阴、宜兴、常州。李煜致书相劝:“今日无我,明日岂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酬勋,王亦大梁一布衣耳!”

钱亻叔非但不予答复,还将此信上交赵匡胤,以表忠诚。赵匡胤要这位立了“大功”的“元帅”来开封相见,保证一定让他及时返回,并表明自己已在上帝前立誓,决不食言。钱亻叔只得带妻儿入朝,两个月后果然获准回国。临行时赵匡胤赐他一个密封的黄包袱,让他在路上悄悄打开看,竟都是宋朝群臣要求将他留下而上奏的章疏。两年后,钱亻叔又去朝见宋太宗,当时正值原来割据漳、泉二州的陈洪进献出属地,他赶快请求撤销封他的吴越国王、天下兵马大元帅,将军队交给朝廷,容许他回国,遭到拒绝。钱亻叔认清形势,上表献出境内的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钱亻叔和子侄、亲属、下属都受到破格封赏,但不久,由l044艘大船组成的船队将钱氏直系亲属和境内官吏全部送往开封。十年后,宋太宗亲自为钱亻叔的生日举行宴会,当晚钱亻叔突然死亡。此时离最后一个割据政权被灭已有九年,他这个归顺的典型大概已经没有继续存在的意义了。

这样的例子在中国一次次恢复统一的过程中俯拾皆是,却从来没有出现过真正的和平统一,或者双方经过谈判实现平等的合并。历史上的南北朝,最终都是北朝吞并南朝,连宋辽对峙的结局也是北方辽的继承者金灭了南方的宋朝。其他的统一过程中,无论同时存在多少分裂割据政权,总有一二个具有起着关键性作用的政权,如秦汉之际的楚(项羽)、汉(刘邦),两汉之际的东汉(刘秀),十六国的前秦、北魏,五代结束时的宋。开始时,它们往往只是众多割据政权中的一员,但一旦它们开始吞并和统一的进程,军事和政治上的优势就越来越明显,它们与其他政权间的主从关系也越来越明确。其他政权能争取到的,不是平起平坐,也不是长期共存,而是苟延残喘,或体面的投降。它们中间不乏钱亻叔那样顺应形势的人,但也有胡则那样对抗到底的人。他们的个人下场固然不同,但前者无疑能减少统一过程中生命和财产的损失。

正因为统一必须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物质基础,必定会付出生命和财产的巨大代价,所以,成功的统一者都会审时度势,选择最合适的时机,并确定最适当的范围,而不一定要完全恢复前朝的疆域,更不会贸然发动扩张战争;必要时还可以放弃原有的领土,缩小统一的范围。

面对匈奴的大举南下,汉高祖刘邦曾亲率大军抗击,但在白登(今山西大同东北)被围,以失败告终,此后对匈奴只能实行和亲,用金帛美女来换取边境的一时安宁。对趁秦朝覆灭之机据有岭南的赵伦,刘邦也只能承认现实,以赢得名义上的君臣名份。汉武帝灭南越后,疆域随之扩大到海南岛,在岛上设立了两个郡。但由于治理不当,引起岛上土著居民激烈的反抗,汉朝不得不于初元三年(前46年)放弃了对该岛的统治。汉光武帝刘秀对匈奴也采用了撤退缘边郡县的办法,直到匈奴内乱,南匈奴归降后才恢复西汉旧地。而当西域诸国要求汉朝重建都护府时,刘秀也不得不暂时放弃对西域的控制,将自己的统一范围限制在玉门关以内。据说宋太祖赵匡胤曾经用一把玉斧,在地图上沿大渡河划了一道界限,表示他容忍大理国的存在。无论这一传说是否确实,宋朝始终没有消灭大理的企图。如果说明朝初年还有过彻底消灭残元势力的打算,宣德以后就满足于以长城为界了。至于包括今新疆在内的西域地区,就是在明朝军事实力鼎盛的太祖和成祖期间也没有列为统一的范围。

不仅实现统一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就是维持统一,也要有充分的物质条件。一般来说,一个政权要维持对一个地方的统治必须保证两个基本的条件:保持畅通的交通线,当地能够供养本地人口和派驻的行政和军事人员。没有前一个条件,就无法上通下达,中央政府就不能有效地进行管辖,当地政府也不能得到中央或其他地方政府必要的资助,统一和归属就毫无意义,时间一长必然会导致自治或分治。

如果再有外部势力的影响,就会演变成分裂。后一个条件同样重要,因为如果一个地方一直要靠外地提供粮食或物资,成为国家的财政包袱,中央政府就会重新考虑将这块地方纳入版图的必要性。有时非经济因素会起主要作用,如对军事要地、重要交通线、重大纪念地、地缘政治上的敏感地区等,可以不考虑当地的供养能力,甚至不惜一切代价,但这样的地方是很有限的,并且不能超过这个政权可能征集到的人力物力。否则,中央政府负担不了,也必定招致臣民的反对。

历代中原王朝的军队不止一次到达蒙古高原,有时已经征服了当地的游牧民族,但一般都没有在那里久驻,更没有设置正式的行政区域,主要原因就是那里不适合农业开发,不能生产出足以供养常驻军政人员的粮食。当然,有些地方并非绝对不能开垦,但由于气候寒冷干旱,生产成本高,产量低,在内地还有大片土地没有开垦,人口压力并不严重的情况下,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在公元前1世纪汉昭帝召开的盐铁会议上,对汉武帝开疆拓土的批评就集中在这一方面:“边郡山居谷处,阴阳不和,寒冻裂地,冲风飘卤,沙石凝积,地势无所宜。”“今去而侵边,多斥不毛寒苦之地,是犹弃江皋河滨,而田于岭坂菹泽也。转仓凛之委,飞府库之财,以给边民。中国困繇赋,边民苦于戍御。力耕不便种朵,无桑麻之利,仰中国丝絮而后衣。”

中原王朝对西域(狭义的西域,指今新疆及中亚相邻地区)的军事控制开始于公元前1世纪的西汉,但除了隋、唐曾在今新疆东部设立过正式的行政区域外,都只是以设立都护府一类机构进行军事监护,甚至对西域的控制权也可有可无。但从西域的地理条件出发,我们就能理解当年统治者的苦衷:要在这20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土地上维持正常的行政治理的成本实在太高。直到今天,离开了飞机、火车、汽车等现代交通工具,我们还很难来往于相距数百公里、相互隔绝的绿洲之间。根据《汉书·西域传》的记载,当时很多“国”的人口只有数百,而离都护治所却有一千多里,离开首都长安更有万里之遥,真要像内地的郡县这样治理的话,需要多少人力物力来维持交通,保证人员来往?不用说得不偿失,就是把一些小“国”的人口都用上,大概也无济于事。

即使在18世纪中叶乾隆平定天山南北路,将新疆完全纳入版图后,也没有建立统一的政区,而是分属于伊犁将军、科布多参赞大臣和甘肃省管辖,本地的伯克的特权和世袭地位依然保留。对将西域纳入版图是否必要,是否值得,是否要进一步设立行省,从朝廷至一般士人间都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嘉庆、道光间,龚自珍发表《西域置行省议》,对此有很精辟的见解。

龚氏回顾乾隆的军事行动称:“然而用帑数千万,不可谓费;然而积两朝西顾之焦劳,军书百尺,不可谓劳;八旗子弟,绿旗疏贱,感遇而捐躯,不可谓折。然而微夫天章圣训之示不得已。浅见愚儒,下里鄙生,几几以耗中事边,疑上之智;翦人之国,灭人之嗣,赤地千里,疑上之仁。”可见当时国内舆论对这场耗费巨大的战争并不是一致拥护,完全支持的。

龚氏更关注的未来:“有天下之道,则贵乎因之而已矣。假如鄙儒言,劳者不可复息,费者不可复收,灭者不可复续,绝者不可复苏,则亦莫如以因之以为功,况乎断非如鄙儒言。因功而加续之,所凭者益厚,所藉者益大,所加者益密,则岂非天之志与高宗(乾隆)之志所必欲遂者哉?”但西域的现状是地广人稀,兵多农少,“嘉峪关以外,镇将如此其相望也,戍卒如此其伙也,燧堡如此其密也。地纵数千里,部落数十支,除沙债外,屯田总计,北才二十三万八千六百三十二亩,南才四万九千四百七十六亩,合计才二十八万八干一百零八亩;田丁,南北合计才十万三千九百零五名,加遣犯有名无实者,二百零四名。若云以西域治西域,则言之胡易易?”

所以,他的建议是从内地移民,“应请大募京师游食非土著之民,及直隶、山东、河南之民,陕西、甘肃之民,令西徒。”“又名省驻防之旗人,生齿日繁,南漕不给,大率买米而食,买缎而衣,若遣令回旗,京师内城不能容,若再生育数年,本省费又无所底。……各将军议酌,每大省行若干丁,中、下省行若干丁,盘费宜视民人加重,以示优厚。”这些措施的实行虽然已有可能和必要——“今中国生齿日繁,气象日益隘”;内地地狭人众,八旗兵不胜负担,——但真要移民西域也非容易。不过从长远利益着想,还是利多弊少,“以上各议,现在所费极厚,所建极繁,所更张极大,所收之效在二十年以后,利且万倍。”

龚氏提议新疆建省的主要思路,还是移民实边,将内地的富余劳动力由消费者变为生产者,使新疆由朝廷的负担变为自给有余的新财源。可见建省的前提,是内地的人口压力和新疆的资源(可开垦耕种的土地和可开采的矿产),使之成为可能的是乾隆时的军事胜利和已有的交通网络。要是没有这些条件,他的建议就将成为天方夜谭,而在清朝中期以前,这些条件本来是不具备的。

尽管如此,新疆实际建省在光绪十年(1884年),即左宗棠平息阿古柏叛乱,收复新疆之后。此时考虑建省之需,又增加了新的因素——沙俄的侵略野心,因为收回伊犁已经使中国付出了数十万平方公里领土的代价。当时依然有人反对建省,甚至认为新疆是中国的包袱,弃之不足惜。驳斥这种谬论最有力的论点是地缘理论:面对沙俄的侵略,中国总需要巩固边疆;一旦放弃新疆,甘肃就成了新边疆;而如果甘肃不守,陕西就成了新边疆。但要是没有外来的压力,开拓边疆往往会失去动力,因为政府与民众都必须考虑付出的代价。

今天,有些人会怪我们的祖宗缺乏深谋远虑,没有能为后人多开拓一些疆土,或者轻易地放弃了一些地区,更没有能在海上大规模扩张,要不,今天中国的领土会大得多,中国人拥有的资源也会丰富得多。可是他们却没有想过,如果当时的君主要将疆域扩展到人烟稀少的地方或尚未开垦的荒地,且不说这本身要耗费多少人力物力,就是占领了,又靠谁来守卫和开垦?要维持这样的疆域又要耗费多少代价?

百姓会拥护吗?朝廷的财力能负担吗?说不定开疆拓土成功之日,就是这个王朝走向覆灭之时。至于在海上的扩张,更离不开当时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水平,离不开当时的实际需要。在工业化以前的中国,海洋所能提供的只是“鱼盐之利”,而不是石油或其他海洋产品。当近海的“鱼盐之利”足以满足人们的需要时,他们就不会再有向远海扩展的积极性;当内陆还有土地可以开垦、还能容纳移民时,向海岛移民就会缺乏动力。郑和的船队七次远航,远及西亚、东非,其目的是宣扬国威,而不是寻找海外的财富,更不是为了拓地殖民。但当时的批评者至多只是指责这样的行动糜费国库,要求停止,却从来没有人建议趁机在海外殖民或扩大领土。

即使是从事非军事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活动,也不能离开当时的生产力所能提供的物质基础,不能不受自然环境的制约。例如,由于风向和洋流的原因,从中国大陆驶往日本列岛或东南亚反而比驶往台湾岛容易,在没有水源的海岛上一般不会有人长期居留。不能设想,为了今天的领土之争,古人会预先作出不顾自然条件,不计经济效益的抉择。据《元史·天文志》记载,元朝的郭守敬曾主持“四海测验”,在全国27个地点测定“北极出地”(纬度),其中最南一点“南海”为“北极出地一十五度”。在另一处又提到郭守敬的测量地点“南逾珠崖,北尽铁勒”。珠崖即今海南岛,所以有人认为这个“南海”应在海南岛的正南方,即南海中位于北纬15度的一座岛上。

因此郭守敬的“南海测景(影)”又成为南海诸岛在元朝时已属于中国管辖的证据。可是仔细分析,这条证据并不成立。“南逾珠崖”,未必就指珠崖的正南方,今天越南的大部分也可称为“南逾珠崖”,而《天文志》恰恰提到了“林邑”,指的正是越南南部。元朝虽然一直没有征服越南,但要派人去越南测量却不会有什么困难。既然如此,测量者怎么可能舍易求难,冒着生命危险远航到南海上一个连水源都没有的荒岛上去测量呢?其实一位著名的元史专家早就注意到了此说的漏洞,但慑于“政治需要”的压力,直到逝世都没有写成论文。

总之,无论占有或者治理,一个国家的疆域都不是越大越好。即使不存在自然和人文的障碍,一个国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无限制地扩大领土。一个范围适度的疆域才真正有利于政权的巩固,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定和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西汉的“文景之治”出现在武帝大规模开疆拓土之前;唐朝的“天宝盛世”形成于东西两侧疆域收缩以后;明朝宣德年间放弃了对越南的占领,撤退了北方边界,却是一个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阶段;清朝的黄金时代出现在康熙和雍正年代,而当乾隆完成了他的“十全武功”,造就了前无古人的极盛疆域时,清朝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可见开疆拓土并不与繁荣昌盛同步,倒是潜伏着民穷财尽的危机。

正因为如此,被统治者未必希望国家领土无限扩展,因为对普通百姓而言,他们享受不到领土扩大带来的好处,却不得不到更远的地方去服兵役或劳役,负担更多的赋税。被统一者不会无条件地拥护统一,被征服的政权或民族更不会甘心自己的灭亡。从隋炀帝、唐太宗,直到唐高宗总章元年(础年)才灭高丽,于当年十二月(669年)在平壤设立安东都护府。但由于当地人的激烈反抗,到咸亨元年(670年)都护府就不得不迁治辽东,仪风二年(677年)治所迁往辽西,以后唐朝的势力完全退出朝鲜半岛。要是高丽人拥护唐朝的“统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明朝在直接统治越南22年后终于放弃了“统一”,主要原因也是当地民众的不断反抗。

赵鼎新:中国大一统的历史根源

中国为什么能在春秋战国的历史发展中走向统一,并在以后两千多年的大多数时间内保持了统一,而欧洲却在罗马帝国垮台后始终处于分裂局面?面对这个问题,人们首先会想到地理因素。在春秋时代,中国的核心地域东邻太平洋,西靠重山峻岭,北为大漠,南是蛮夷之地,其面积仅仅在150~200万平方公里之间。相比较而言,欧洲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从古希腊开始就涉及到北非、西亚、东欧等地,其面积可达春秋时代中国的近十倍。统一这一“任务”对欧洲来说显然要艰巨得多。地理条件虽然重要,但却不是决定性因素。比如,印度次大陆的面积200多万平方公里,且四面都与外界有很大的隔绝。从地理来说,其形成统一的条件应该与中国差不多,但是印度却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长时间的统一,而第一次把全印度持久地“统一”起来的竟然是大英帝国治下的东印度公司。此外,在秦朝统一之初中国的核心地域有限,虽然统一之后中国的版图不断扩大,有些朝代的地域甚至大大超过了今天中国的版图,但是古代中国版图的增大并没有摧毁中国的大一统局面。因此,地理条件显然不是决定中国统一和欧洲分裂的根本性因素。以下,我想就中国是怎么获得统一以及这大一统局面是怎么得以维持这两个相关问题,为读者作出分析。

中国是怎么走向统一的?

一个国家为了赢得战争就必须拥有良好的军队、有效的经济生产和税收能力以及对国家的管理能力。战争因此会促进国家机器的发展和国家战争能力的进一步增强。当一个地区国家力量的发展形成了“一山难容二虎”的局面时,统一就在这一地区成了可能。在古代,一个地区的统一基本上都是长期军事竞争下的结果。但是,虽然国家力量在战争中总会得到发展,它的发展程度却会受到一个地区所特有的结构条件的约束,战争与国家力量的发展之间并不具有一个简单的线性关系。比如,罗马垮台后欧洲逐渐形成了四个主要权力阶层:国王、贵族、教廷和后起的城市中产阶级。欧洲中世纪的战争虽然也大大增强了国家的力量(比如,英法两国在百年战争(公元1337~1453)的推动下同时产生了隶属于国王的常规军和对百姓的直接税收能力),但是在贵族、教廷和城市中产阶级多重力量的钳制下,欧洲的国家力量始终不能得到中国式的发展。

与欧洲相比,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社会结构显得十分简单。春秋之初,中国社会仅有两个权力阶层:君主和贵族。春秋早期,中国北方地区国家的军队大多数由贵族所控制,因此战争往往有助于该地区贵族势力的发展(在同一时期,鲁国出现了“三桓”,齐国出现了“田氏”,宋国出现了“七穆” ,而晋国则出现了“六卿”)。公元前6世纪~前5世纪中叶,北方各国的贵族势力不断坐大。于是就出现了“封建危机”,导致了“田氏代齐”和“三家分晋”。当年的贵族摇身一变成了国君。

在晋国,魏、韩、赵等贵族势力在分晋之前,已经在自己控制的领土上逐渐推行旨在削弱他们属下的贵族势力的、以郡县制为中心的、非世袭性官僚体制,并在土地所有制、税收与法制上作了不同程度的改革。三家分晋后,为了进一步加强君权以及国家的战争动员能力,魏、韩、赵三国先后发起了在法家哲学思想指导下的全面性的改革。“三晋”中,魏国率先进行了改革。此后魏国实力大增,称雄战国,迫使其他国家加以效仿,于是就形成了一个从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至前4世纪中叶的旨在强国厉兵的法家改革浪潮。由于没有欧洲式的教廷势力和城市中产阶级势力的抗拒,更加上北方各国的贵族势力在“封建危机”后均走向式微,战国时的国家因此就能在战争的推动下几乎毫无阻挡地走向强大。显然,中国强大的官僚制国家并不是通常所说的“治水农业”的产物,而是产生于春秋战国时代战争背景下国家和社会的互动。

在战国诸雄中,秦国的贵族势力相对薄弱,因此改革更为容易推行。同时,秦国因为发起改革较晚而能借鉴他国之经验。因此秦国能采取相比其他各国来说更为彻底的改革。改革后,秦国借助其有利的地势,从渭水顺流攻击“三晋”,依长江直下包抄楚国,不久就在战国七雄中取得一国独大的地位。一个“一山难容二虎”的局面逐渐成型。

我们知道“国际社会”、“国际法”和“主权”观念的产生,以及民族主义的形成是近代欧洲没有能形成大统一的两个重大原因。“国际社会”等观念不但约束了欧洲各国的行事方式,而且保证了不同的国家在面对“国际规则违反者”时能团结起来(这就是为什么在面对路易十四、拿破仑和希特勒时,欧洲都最终能达成持续的团结,直至胜利)。同样,民族主义的产生促进了统治精英和百姓对异族统治者的反感,从而大大加强了征服的代价。在中国,法家改革的成功和法家思想在政治层面上的一家独大使得“现实主义”成了战国时期国际关系的唯一准则。任何类似于“国际社会”、“国际法”和“主权”等以价值为主导的国际关系观在战国时期都失去了市场。于是乎,不但反秦“合纵”难以持续,各国还“以邻为壑”试图把秦国这一祸水引向他方。秦国因此能施行“远交近攻”,各个击破,把中国带向统一。

法家改革的成功还避免了一种“类民族主义思想”在当时中国的形成,这也加速了中国的统一进程。为了吸引民众从军,国家一般会采取以下三种方法(当然,一个具体的国家不会仅仅依赖一种策略来动员民众加入战争):1.用金钱来雇佣民众;2.通过一种意识形态,使得人们觉得是在为自己的命运而战;3.采取“大棒加胡萝卜”的方法通过强制来胁迫民众从军,并通过奖励勇敢来鼓励献身。理论上来说,强制性能力差而财源滚滚的国家会采取第一种方法,强制性能力很强的国家会采取第三种方法,而财源不够同时强制性能力不强的国家会采取第二种方法(现代民族主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在欧洲形成的)。战国时代法家改革的成功大大加强了国家的强制性能力,使得当时的统治者无须通过煽情让人们觉得他们是在为自己的命运而战,而直接采取了“大棒加胡萝卜”的方法通过强制性手段来迫使民众从军,这就阻止了“类民族主义思想”在当时中国的形成,从而大大便利了中国的统一进程。(楚国的法家改革比较不成功,楚国延续了数百年的贵族势力因此也得以延续。正是由于有着很强的贵族文化和贵族认同的存在,使得楚国成了战国七雄中唯一出现了像屈原这样能被今天的历史学家塑造为“爱国主义者”的地方。)

在描述战国晚期的历史时,《史记》里出现了如下类型的记载:秦国在打仗前会派奸细到他国传播比如他国的将军将要投靠秦国的谣言,使得他国的国王撤免(甚至是杀害)这一将军,并任命了一个无能的替换,从而导致了秦国的军事胜利。对于这类记载,传统史家往往会通过指责他国国王的无能来解释。事实上,这儿有着一个很简单的规律:一旦没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这类思潮,国家就会像一个个公司,政治家们可以自由跳槽,择木而栖。在这一结构下,大公司(秦国)不会惧怕它的ceo去他方屈就,而小公司则得时时防范雇员跳槽,《史记》中的这类故事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民族主义的缺乏也在这一意义上加速了中国的统一进程。

中国的大一统局面是怎么得以维持的?

秦朝在始皇帝统一中国15年后就走向崩溃。但是,秦朝所建立的大一统帝国模式却成了今后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的主流历史形态,即使是南北朝时代的长期分裂和儒学式微也未能彻底打破这一状态。中国的大一统局面是怎么得以维持和发展的呢?这儿我想就这一问题作出回答。

我的分析将从古代帝国所面临的一个共同困境入手——有限的运输能力和交通手段一直是古代帝国所需面对的一个重大约束条件。面对这一问题,古代帝国采取过以下对策:第一,通过军事威慑和外交手段迫使周边的部落领袖向中央政权效忠,虽然效忠后当地的政治仍然由地方部落领袖自治管理。第二,通过强制周边部落的领袖把他们的儿子送往中央作为人质,以加强对周边的控制。以上两种方法有着共同的弊病,那就是一旦中央政权走向衰落,周边的贵族马上就会“树倒猢狲散”,甚至是转而效忠于敌国,从而加速帝国的垮台。当年周武王克商,牧野之战商朝一日而亡,其背后就是这一原因。古代帝国的第三个常用控制手段就是向周边地区派出特使或官员,对其进行直接控制。这一方法当然比起前两种方法有效。但是,在通讯和控制极其不便的情况下,我们不能保证派出人员不与地方势力勾结,甚至经营独立王国,造成尾大不掉。因此,为了提高对帝国辽阔国土的管理能力和减低控制代价,古代帝国的下一步发展就是形成统一的精英文化,甚至是精英的认同感。以文化的同质性来弥补直接控制能力的不足。罗马帝国的发展就达到了这一境界。在罗马帝国的成熟期,罗马各省的贵族都在露天剧场中看奴隶角斗,在罗马浴池洗澡,享受着相似的世俗生活,有着一定的认同感。一般来说,一个帝国会同时运用以上四种方法对周边地区实行控制,但是成熟的帝国主要会运用第三、第四种方法,而较为原始的帝国依赖的主要是第一和第二种方法。

中华帝国的政治控制手段也不外乎于以上四种。但是,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这些控制手段的发展却也展示出了自己的特殊性并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西周建立之初,其统治者面临来自宗室成员和商朝旧势力的严重威胁。对此,周初的统治者采取了两个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的创举性对策。第一,为了与商朝遗民达成和解,周的统治者声称他们推翻商朝的举动具有正义性:商王因其暴虐的统治而丧失了天命,周则是天命的合法继承者。“天命观”在其出现时有着强烈的宣传性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在中国政治思想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春秋战国时代,被后世所标称为儒家的学者将天命思想加以系统化,此后,该思想体系逐渐被神圣化并最终成为中国帝制时代王朝合法性的基础论述。但是,“天命观”的背后却暗含着“造反有理”的思想,即人民有权推翻不称职的统治者。中国历史上难以计数的农民起义无一例外都带有这一观念的胎记。第二,接受了商王朝一日而亡的教训,西周的统治者开创了一个新型的帝国形态;他们不再在占领土地上树立自己的傀儡,而是派遣王室成员到各战略要地建立邦国,并建立了一套复杂的礼仪系统对各邦国诸侯进行控制。西周统治者的这一创造性的手法不但加强了其对周边地区的有效控制,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深化了血缘关系在中国政治中持续的重要性,为儒学的产生提供了基础。

西汉时,经汉武帝的推崇,由董仲舒等多人改造而成的“官方儒学”上升为政治显学和国家意识形态。此后两千多年中国的政治形态基本上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儒法国家”,即一个奉儒家学说为合法性基础,同时采用工具主义的法家作为御民之术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国家。在这一政治体制中,皇帝被神圣化为“天子”,而“天命”的解释权则掌握在从知识精英中选任的儒士型科层官僚手中。这一政治体制在国家政权与儒家精英之间建立了一个相互依赖的共存关系,为国家的统治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为臣民的生活提供了道德准则,在社会精英层面上维持了一个同质性的文化,为社会下层群体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从政入仕的机会。我在以下的分析中想要指出的是,官方儒学的产生给予了帝国的精英统一的文化和认同感,弥补了帝国控制能力的不足,这就是大一统局面在两千多年中能得以维持的关键。

罗马帝国的精英阶层也有着同质性的文化。但是,罗马的同质性文化是世俗性的。罗马的世俗性文化在基督教兴起后受到了挑战。基督教的教义和礼仪极其简单,容易在平民中传播,生命力很强。罗马帝国根本就没有能力加以镇压和扑灭。同时,罗马帝国也很难将基督教树立为像儒学一样的帝国政治学说。这是因为基督教强调“上帝面前人人平等”,非常有损帝国权威的树立。同时,基督教还强调“因信称义”(justification byfaith),或者说只要相信上帝的都是上帝的子民。它因此而造就了一个超越罗马帝国的认同感,减弱了人们对帝国的情感。基督教力量的壮大不但促进了罗马帝国的灭亡,而且还为欧洲在罗马帝国崩溃后达成统一加大了难度。在整个中世纪,天主教教廷一方面需要国家的保护,另一方面又不希望国家力量变得太强大,从而侵蚀教会利益,欧洲就这样在国家和宗教的合作和竞争中四分五裂,再也不能恢复昔日罗马时代大一统的“辉煌”。

在中国,自汉武帝后,儒学始终保持着作为一个统治意识形态的优势。即使是在儒学相对式微的南北朝时代,如日中天的佛教也无法取代儒学而成为中国的统治意识形态。与儒学相比,佛教有着一种为统治阶级所不喜欢的“佛祖面前人人平等”的情怀。况且,佛教追求来世轻视今世,难以与经世致用的儒学在政治层面进行竞争。这就是为什么当时北朝的统治者会从兴佛转向抑佛甚至是灭佛,为什么魏孝文帝会主动发起对自己族群文化的打击,并着力提高儒学在北魏的统治地位。魏孝文帝的所作所为都在无意间为中国重新回归大一统局面做了准备。

中国历史上有着周期性的“朝代循环”。但是稍作考察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朝代循环的背后并不具有什么周期性规律。如果有什么规律的话,它应的也是“一样生百样死”这样一句俗话。中国每个朝代的倒台原因非常不同,但是新的大一统局面形成的背后却都有着相似的原因,那即是统治阶级在上台后马上会发觉儒学是最为适合的统治意识形态,并且为了获取政治稳定他们必须取得儒家知识分子的支持。汉朝时就已形成的“儒法国家”政治形态就这样在新的条件下不断被“复制”,虽然这一复制在每一朝代都会因为受到当时的结构与人事的调节而显得不尽相同。

就这样,儒学为中华帝国提供了一个同质性的文化和认同感基础,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古代帝国控制能力有限这一局限。儒学的存在使得帝国这一国家形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展出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峰:古代中国有着强有力的国家,发达的官僚体制和精英层面上的认同感。除了当时的百姓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认同感外,中华帝国在很大程度上犹如一个现代“民族国家”。19世纪末以来,中国的历史学家一般都会把中华帝国的这一形态看作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桎梏。而现代的学者更会把诸如“反右”、“大饥荒”、“文革”等灾难看作是由于中国长期大一统而带来的“东方专制”文化的结果。其实,类似的灾难性国家政策在德国、日本、前苏联、柬埔寨、伊拉克等等许多文化和历史完全不同的国家中都发生过。它们构成了“现代化”的黑暗面,属于后发展国家在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和国内政治多重互动下走向极端的例子。当然,由于有着长期大一统而带来的强国家传统,中国在错误和正确的道路上都会走得很快。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国家能在将全国飞快地带入史无前例的“大饥荒”和“文革”后,马上又能把全民带入一场致富运动,在世界上创造了另一种奇迹。(作者单位: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来源:《文化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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