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过头来，再说《西游记》。
　　它虽然取材于唐僧玄奘西天取经故事，但书中所描述的那位三藏法师已经被神化变形了，取经故事情节也都是小说家通过想象加以虚构的。大约从南宋年间《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开始，经过金代院本《唐三藏》《蟠桃会》，元人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等，踵事增华，敷陈演绎，唐僧玄奘就已脱离了原型；再经过明代正德、万历年间的著名小说家吴承恩，在这些话本、戏曲、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发挥高超的想象力，进行艰苦卓绝的艺术再创造，最后完成了文学名著《西游记》的创作。就是说，小说中的唐僧玄奘形象，并非历史的真实。
　　历史上的唐僧，俗姓陈，本名祎，河南偃师县缑氏乡陈河村人。他出生于隋开皇二十年（一说出生于隋仁寿二年，延后两年），5岁丧母，10岁慈父见背，13岁随次兄在洛阳净土寺出家，法名玄奘。他自幼聪敏好学，接受传统文化，悟性极高。在净土寺，从师研读《涅槃经》《摄大乘论》，达6年之久；后值战乱，又前往四川，四五年间师从多位法师，研习大小乘经论及南北地论学派、摄论学派各家学说，学业大进，造诣日深，而且掌握了梵文。他特别钦慕东晋高僧法显以“耳顺”之年，历时15年，前往印度西行求法的宏谟伟志；加之，熟读各种佛经，发现各名师所讲的经论互有歧异，各种经典也疑伪杂陈，真假难辨，于是，立志要亲赴天竺（印度），取经求法。
　　而后的人生，大体上可以分作两段：前一段是取经。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玄奘和尚混在“随丰就食”的逃荒民众中离开京城长安，沿着河西走廊，西行游学求法。当时，他是偷越国境出去的，并不像《西游记》中所讲的，受到皇帝的礼遇，“备下御酒，发放通关文牒，送至关外”。取经路上，玄奘“乘危远迈，策杖孤征”，历尽艰难险阻，经过古代中亚和南亚地区大小一百多个国家，最后到达了印度。这段行程将近3年。在中印度的那烂陀寺学习5年之后，又相继访问了东印度、南印度、西印度，最后重新回到那烂陀寺。历时19年（一说17年，缘于对走出国境时计算上的差异），行程5万里，返回长安，共带回657部佛经、150粒佛舍利、7尊金银佛像，还有许多果菜种子，为加强我国同中亚、南亚诸国的友好往来和开展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贡献。后于玄奘40年、同样西行取经的义净法师写过一首《求法诗》，在佛门中广泛流传。诗云：“晋宋齐梁唐代间，高僧求法离长安，去人成百归无十，后者安知前者难？路远碧天唯冷结，沙河遮日力疲殚，后贤如未谙斯旨，往往将经容易看。”
　　后一段也是19年，主要是译经、著书。回到长安后，他悉心翻译佛学经典，共译出《大般若经》《心经》《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等重要经典75部，计1335卷，占唐代翻译佛经总量的一半以上。其间，他还把《道德经》《大乘起信论》译成梵文，把中华传统文化介绍给了印度等国。
　　根据唐太宗“佛国遐远，灵迹法教，前史不能委详，师（指玄奘）既亲睹，宜修一传，以示未闻”的指示，玄奘法师于回国后第二年，亲自口述，由弟子辩机辑录出《大唐西域记》十二卷。书中记录了西游中亲身经历的110个国家及传闻的28个国家的所见所闻，内容涉及印度等国的政治、经济、宗教、文艺和山川、风物等诸多内容，具有颇高的史料价值。他还直接继承了烦琐深奥的印度瑜伽派理论，与其弟子窥基一道创立了“法相宗”（又称“唯识宗”）。
　　唐高宗麟德元年（664年），玄奘法师于玉华宫（在今陕西铜川市，当时是皇帝行宫）圆寂，享年65岁。高宗闻讯痛哭，说：“朕失国宝矣！”罢朝三日，以示哀悼。
　　鲁迅先生赞颂中华民族的“脊梁”，其中“舍命求法”者，玄奘是主要人物之一。这位唐代高僧不仅在国内备受尊崇，影响深远，而且，世界各国尤其是印度，对于他都有很高的评价。
　　肆
　　1999年12月，我曾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印度。行前，认真研读了《大唐西域记》和由玄奘法师两位及门弟子撰写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以及时贤往哲的有关著述，结合访问期间的大量见闻，逐渐形成了这位高僧的域外形象。
　　我们刚一踏上这片神奇的土地，印度学者就说：“欢迎来自玄奘的国度的客人。”交谈中，他们说：“印度”这个译名，就是由玄奘厘定的。对此，《大唐西域记》亦有记述：“详夫天竺之称，异议纠纷，旧云身毒，或曰贤豆，今从正音，宜云印度。”
　　为了探秘1300多年前唐僧玄奘的游踪，亲炙他的遗泽，我们按照当年法师走过的路线，首先去了恒河岸边的瓦腊纳西的鹿野苑，寻访了“区界八分，连垣周堵，层轩重阁，丽穷规矩”的遗迹，看了唐僧玄奘的朝圣地；而后，重点访问了比哈尔邦的那烂陀寺，这是玄奘当日求学问道的世界上最辉煌的佛教研究中心。玄奘到达的当时，这里僧徒有万余人，居住庭院五十余所；每天有一百多个讲坛同时开讲，学术氛围十分浓厚。今天，大自然似乎并未发生多少变化，依旧是淡月游天，闲云似水，可是，人世间的一切已经彻底改观，即便是地面的砖石建筑也都荡然无存了。没有改变的是唐僧玄奘的光辉形象，关于他的取经求法、讲学问道的动人事迹仍然世代相传。
　　传说，当玄奘法师一行在旁遮普一带穿行时，碰上一伙强盗，当即被抢劫一空，还险些丧命，随行者都为蒙受损失、担惊受怕而失声痛哭，玄奘法师却朗声笑着，安慰大家说：“诸宝之中，生命最重。我等既生，何苦之有！”还有这样一个传说，玄奘取经途中，经过一个小国，住定之后，玄奘宣讲人天因果，赞扬佛法功德，原本不信佛教的国王，听了很受感动，便予以热情接待。夜间，法师两个随从人员遭到不明真相的土人刁难、驱逐，国王得知后，十分气愤，要予以剁去双手的严厉处罚。法师出面营救，劝说：“众生平等，不要毁其肢体。”国王接受了劝谏，将其痛打一顿，逐出都外。法师的仁慈、恻隐，使当地民众备受感动。上述传闻基本属实，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都有类似记载。
　　印度学者指出：“如果说，征服者通过战争征服给许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灾难的话，那么，和平的使者不顾个人安危得失，远涉千山万水，传播和平的声音。中国著名的佛教徒玄奘，就是这样一位和平的使者。他是中印文化交流的象征。”
　　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王邦维教授在其学术论文中谈到，玄奘来到那烂陀寺，便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当时已经逾百岁高龄的“校长”戒贤法师收他为亲传弟子，亲自教授他《瑜伽师地论》的大乘佛典。玄奘勤学好问，每天认真研读经书，梵文说得比当地人还好。在那烂陀寺，玄奘和多名学者切磋辩论。当时寺内通解二十部经论的有一千多人，三十部的有五百多人，五十部的只有十人，其中就包括玄奘法师。也就是说，玄奘的水平，在当时的那烂陀寺几千名资深学者之中，位列前十名。因为成绩优异，玄奘还获得了“留校任教”的资格，升任那烂陀寺主讲，其他僧人则成为他的听众。一位名叫师子光的印度僧人，在佛学理论上与玄奘的看法不一样，两人进行辩论，数次往复，最后师子光“不能酬答”，原来同意他的观点的学徒渐散，而转为跟随玄奘。由此，玄奘用梵文撰写了论文《会宗论》。论文发表，戒贤大师及大众无不称善。在那烂陀寺，他有很高的学术地位，出门可以享受乘坐大象的待遇。王先生说，“在那烂陀寺的岁月，可以说是玄奘一生中最精彩、最风光的时光。”
　　但后来，这处佛教圣地，毁于突厥入侵者的战火，逐渐变为废墟，那烂陀寺之重见天日，要归功于玄奘。王先生介绍说，19世纪中期，英国人统治印度，发现了那烂陀寺遗址。起初他们并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这处遗址面积巨大，像是一座小城，又像一个大学校园。后来，考古学者拿它和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做对比，才确认这个地方就是书中记载的那烂陀寺。
　　已故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有言：印度这个民族“不太重视历史的记述，对时间和空间这两方面，都难免幻想过多、夸张过甚的倾向。因此，马克思才有‘印度没有历史’之叹”。这样，玄奘的精确记述，也就成为了解印度历史的重要资料。所以，玄奘成了印度人最崇拜的中国人；他们感激玄奘使今天的印度人知道了他们的过去是什么样子。
　　玄奘归国前，还经历了一场轰动“五印（东西南北中）”的讲学活动。当时，印度最大的摩揭陀国的君主戒日王，在曲女城召开佛学辩论大会，与会的有18位国王，三千名大、小乘佛教学者，还有其他人士两千人。大会特邀玄奘法师为论主。玄奘升座后，先阐扬大乘宗旨，说明作论的本意；又由那烂陀寺沙门明贤法师宣读全论，另外抄写一本，悬放在会场门外，遍告大众，如果有人能指出其中一字错误加以驳斥，玄奘法师愿当众低头谢罪。可是，连续五天，竟无人发言问难，出面反驳。于是，全国敬服，同时被大乘尊为“大乘天”，被小乘尊为“解脱天”。戒日王益发敬重崇拜，再度供奉贵重金银衣物，其他各国国王见状也纷纷效仿，但法师都一一婉言谢绝。
　　旅居印度的青年学者伊洛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今天，在印度无论是什么场合，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只要提起中国，提起两国关系，都是“言必称玄奘”。在20世纪50年代，印中两国合作在那烂陀寺附近玄奘学习生活过的地方，修建起一座中国风格的玄奘纪念堂，用来永远纪念这位伟大的先行者，这也是中印两国人民之间源远流长的传统友谊的有力见证。不过，印度人对玄奘法师的尊崇，并非是近代才有的事。据义净记载，他在玄奘之后几十年再到印度时，当地佛教界就已经把玄奘当作神来供奉了。在寺庙的壁画里，已经有玄奘的形象；他从中国到天竺的万里行旅所穿着的草鞋，已经被作为圣物的象征，出现在壁画的云端。